蔡英文掌政500日內第二度透過勞動部逆勢調高基本工資，計為勞工加薪10%，使得「官定基本工資」與「市場薪資起薪」完全拉齊，讓臺灣勞動市場交易價格嶄現「統一定價」及「不二價」新格局；然則，從長遠前瞻性觀點看，這一個顯然極左派的新政策發展，卻將大大敗壞臺灣經濟社會活力實力前景。
基本工資連兩次調增10%
蔡政府勞動部在2017年8月18日周五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自2018年元旦起，基本工資的月薪，從現行2萬1,009元調升4.72%至2萬2,000元，預估有166萬9,400名勞工受惠；基本工資時薪，從133元調高至140元，預計會有39萬300名勞工可以獲得加薪。勞動部2017年8月21日公布包括勞健保、勞退及人事支出等總人事成本，雇主將新增加近300億元負擔(勞動部數據則指雇主增162.89億元)，而政府增加9.82億元、勞工增加7.57億元負擔。時薪部分，基本工資增加7元，預估每年勞、資及政府成本預計增加58.19億元，其中資方新增54.28億元成本、勞方自負額增加2.08億元、政府也增加1.83億元支出。
儘管如此，供給面僅僅相當有限代表性的所謂「勞團」，一方面因為訴求被實現大表興奮，另方面卻也因為同時間南韓一次調升基本工資16%事件的映照，而激越表達憤怒與抗議。
「最低工資」制的本旨
最主要原因是過去三十幾年，臺灣主政當局、粗略學者專家以及理盲濫情的激越民粹，悉將「基本工資」(basic wage)與「市場工資」(market rate)混為一談，以為「官定基本工資」就是「自由市場最低工資」，以致認為使用政府公權力干預所設定的「基本工資」，就是等同於自由市場機制運作下產生的「市場工資」。
我國「基本工資」體制在政策屬性與原本決策用意，與國際間較為廣泛適行的「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制，較為相近，可以用作政策比較分析探討基礎。
根據世界勞工組織ILO針對全球既有制訂「最低工資」法制或公共機制的68個國家作法狀況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國家制定「最低工資」機制的原則與目標，乃至國家勞動市場最低工資水準的取決或抉擇，最主要側重於兩個要點的拿捏：第一個要點是，最低工資水準的高低，應以「能夠創造更多邊際勞動力就業機會」做為首要考慮，第二個要點才是，最低工資水準設定應讓能夠就業的邊際勞動力，都得以維持其最起碼生活條件的基本滿足。
阻絕了更大數量邊際勞動力
第一個要點的政策思維考量，是要讓「最低工資率」相對於自由開放勞動市場的「市場工資（market wage）率」的經濟社會關係式互依互動結果，能夠真正有助於促進國家社會勞動市場的彈性活力與對外競爭力。因此，在ILO調查國家的最低工資水準設定，最低者僅及於平均市場工資率的14%，最高者亦不超過42%，以期能夠更大可能包容更加多數的社會邊際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