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各自佛教外交的短板
儘管中印的佛教外交都是政府主導的外交策略，但相比於印度，中國的佛教界可以動用更多國家資源的同時，也受到更嚴格的官方管控。在對外傳播的語境中，中國佛教難免受到政府意識形態的影響，這對國外的佛教受眾來說，比較難以接受。
此外，一些國家將西藏問題從國家主權問題轉移為宗教自由問題，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以及佛教界的影響力，也使得中國佛教界相形見絀、疲於應對。數次在印度召開的世界性佛教會議，因為邀請了達賴喇嘛出席，而受到中國方面的抵制。
對於印度來說，佛教在當今印度的地位並不顯著，印度派出參加國際宗教活動的人士甚至曾因對佛教儀式和禮儀的生疏而遭到詬病。香港致力於佛教傳播的佛門網（Buddhistdoor）評論道：「儘管莫迪正在大力宣傳佛教，但他不可能為佛教在印度創造出更多的空間。雖然佛教在印度的傳播沒有任何限制（宗教自由被寫進印度憲法第15條和第25條基本權利），但在實際生活中，佛教在印度幾乎沒有任何聲音。政治家為了和平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而尋求適宜的宗教，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值得讚揚的），但是，如果莫迪政府真的想讓佛教成為印度一支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就應該為國內的佛教徒提供一個更強大的聲音，從而使信眾人數得以增長。」
此外，印度官僚機構的效率低下和分工紊亂，也使得「復興佛教」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2006年，印度政府提議重建那爛陀大學。然而，該項議案直到2010年才獲得國會批准，但資金卻遲遲未能到位。到2014年正式開學時，教室和宿舍尚未完全建成，只招收到15名學生，創始校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於次年無奈辭職。
與之相比，中國在三亞設立的南海佛學院2014年開辦，2017年4月就已建成招生，首批入學220名學生。印度媒體不禁感嘆：「中國開辦自己的那爛陀大學，令印度蒙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