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這三十年腐敗橫行，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給六四平反，很快就會出現兩個機構：反貪局和中國廉政公署，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審查，其傳票也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該進監獄的、該判死刑的，一個也跑不了。
這些年，又出了一個「和解」說，所謂「握手言歡」也，可是誰跟誰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嗎？「和解」之謂，不說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獸猶鬥，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當年被鎮壓的一方，死乞白賴不肯給它一個臺階，它好下來，保全顏面，哪有那麼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罷，「非暴力不合作主義」也罷，都是好東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謂「沒那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辦人是圖圖大主教，有一個基督教的信仰襯墊在那裡托著，才有「贖罪」「寬恕」這些超越性價值的介入；又如聖雄甘地的印度法寶，那背後也是佛教的價值支撐，諸如不殺生、來世等等。對債孽深重的中共來說，這些絕對都是好東西，可它就是不肯讓人家發展，滅殺還來不及呢。設若這個十年裡它放手讓家庭教會（據稱已近上億信徒）發展，或者江澤民當初不去圍剿「法輪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麼當下中國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這一環，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這場危機，在法理上只有鎮壓者和被鎮壓者，雙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換，也不能均攤（各打五十大板），說到底，對「和平請願」施以暴力的責任，一絲一毫都無法歸咎於請願者的「不妥協」，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執政者來承擔；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決，才能實現「公正」，消弭六四積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兩個不同的環節一鍋煮了，就會出現今天的一個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個觀點：雙方都有錯，激化是兩邊的「壞人」挑撥的，這為官方將來的「方案」提供了一個解套的思路，最後給鄧小平一個「聽信挑撥」的輕微定論，李鵬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為鄧解了套，趙紫陽也能平反，「天安門母親」也能獲得賠償，然後江胡兩屆自然順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鍋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嗎？還不要去說，這法理的一環，當局也沒興趣，因為六四引起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已被它的「經濟起飛」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這個「公正」問題，而扔給民間和受害者去咀嚼，諒你們也鬧不到哪裡去。這二十年的事功，叫當局的功利心大振，於是離那非現世的宗教越發遠去了，想拽都拽不回來的。
從技術性的角度來說，「六四」乃是一個所謂 a point of no return，無返還的終點，一旦越過，便成為新一段歷史的起點，也就是說，中國的麻煩早已不那麼單純了。當局因六四殺人而將中國撥向「激進走資」一途，以至公平傾斜、社會分裂，三十年下來，整個民族傷痕累累，怨怒深重，豈是解套一個「六四」就能挽救的？在這個縱深的意義上，鄧小平正是禍首，即使「六四」這筆帳能饒他，後來的帳又叫誰去擔？所以積重難返、環環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