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文言文跟我們日常用語脫節，無法表達現代人的感情與思想，勢必對未來新生代的現代語文運用及社會溝通能力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即使胡適等人鑒於當時中國太衰弱，不得不鼓吹「全盤西化」，以白話文全面取代文言文，有其特殊的時空考量，台灣沒必要跟著全面使用白話文，但台灣如要成功轉變為現代化社會，實無須維持如此此高比例的文言文。
筆者服務公職時，修改過不少文句不通順的公文。例如「本土戲劇的魅力終於風華再現」一句，「魅力」怎可接「風華再現」，「終於」兩字也是多餘，應改為「本土戲劇風華再現」；「象徵著台灣社會多元豐富的生命力」改為「展現了台灣豐富多元的生命力」等。
台灣公務員都念過很多文言文且經過國家考試，如果連公文都詞不達意，會影響公務的執行，不利國家的發展。這跟中學時是否熟背文言文沒什麼關係，是國文教學方法出了問題。如果老師只一味要求學生背古文，卻無法解析作品的思想、結構與文字技巧等，學生食古不化的結果，太多的文言文，反有礙他們對日常用語的了解與運用。未來如果無法改進教學方式，在高中文言文高達45%到55%的情形下，新生代的語文表達能力，仍很難改進提升，將影響國家社會現代化的建構與發展。
即使從中國古文的文學價值來看，固然古詩詞情景交融、詞句優美、意境深遠，史記等敘事簡潔有力，但由於中國古文深受儒家思想的牽制，大部分文言文都以「文以載道」的概念為主軸，大都是很空洞的道德闡述，幾乎沒有深入探索人生的小說與戲劇，或可激勵現代人的論說文如培根的「知識論」。跟西方文學相較，中國古文充滿假道學，不像莎士比亞的4大悲劇、希臘悲劇、荷馬史詩、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神曲等，對人類飄忽不定的命運與複雜的人性有極為深入的剖析，因此這些西方文學可超越時空，感動現代人心，成為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文學則只有「紅樓夢」及杜甫等人的詩詞可在世界文壇留名。
杜甫、李白、蘇東坡、陶淵明、李商隱等人的古詩確有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如杜甫古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就以擬人化及情景交融的景象，很精準、深刻地描寫了人類在某種時空下都會有的驚恐情緒，超越了時空的侷限，有永恆的文學價值。候孝賢的經典作品「刺客聶隱娘」的一些場景就成功展現了該詩句的意境。
「刺」片中聶隱娘父親等人歷經突襲後在農莊休息一夜，隱娘天未亮即離去追查遇襲緣由。在靜謐的銀幕中，雲霧縈繞的清藍寧靜湖水展映在觀眾眼前，一群飛鳥哇的一聲劃過天邊，突然間寧靜的湖水湧出一波一波的漣旖，細微的水蟲、小魚划水聲流洩而出，一隻飛鳥飛越湖面；而後鏡頭轉向室內，磨鏡少年在天色微亮的暈黃色屋內，聽到柴火嘶嘶燃燒聲，警覺到聶隱娘已離去，屋外隱約傳來狗吠聲與馬鳴聲，他急忙跑出去找聶。這一連串的畫面有如杜甫古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驚心動魄場景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