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這種文體，大概從甲骨文就開始。西周時代，貴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文言文，當時的口語大概也是如此。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文字與發音都不相同，比如楚辭，就是楚國（湖南、湖北）的文學作品，他們特別喜歡使用當地的方言：例如發語詞會有「羌」、「蹇」，句子中間或最後喜歡用「兮」，並常以「亂」作為結尾。這跟台南人喜歡用「膩」這個字當作問句收尾是一樣的。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這是兩千五百年前楚國文學家平常講話的方式，形諸於文字就是這樣。如果現在有個台南詩人，寫下類似的詞句，兩千五百年後的人大概也會覺得很難懂：「我是總統阿舍的後代啊！林北ㄟ死去的老北叫做邱罔市。…如果不肯趁少年時改過，這麼漂丿是有什路用膩？」
春秋戰國時代的文言文，大部分都是當地語言，詩經就是當時各國的詩歌選輯，每個地方的方言、文字，現在看來艱深難懂，但是當時一樣是慣用語言，例如詩經這一篇，來自於鄭國。鄭國人比較直率，詩歌內涵就帶有三字經：「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且，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詩經裡也是有髒話的。如果台南人的寫法就會是這樣：「你要是想林北，林北就把褲管提起來，度過濁水溪去找你。你要是不想林北，難道林北就找不到人想我嗎？你這個白癡是屌什麼屌？」兩千五百年後的人看到，會不會也覺得「林北」「屌」聽起來好文雅？
漢朝的文言文開始定型，除了承襲春秋戰國時代外，嘴巴上說的跟文字上寫的，已經開始出現差距，到了唐宋時代，問題更多。一般百姓使用的語言，跟官方使用的文言文，有越來越大的隔閡。例如名詞前面會加上「阿」字，名詞後會加上「子」字或者是「兒」字，所以，嘴巴上我們叫人家「阿春」，或是「孩子」，但是文字上則還是維持「莊嚴隆重」的文言文，而隨著時代經過，越來越多文人，想要在文字裡挑戰文言文，使用「文白夾雜」的方式論述。例如用文言文講解佛教故事，一般老百姓應該聽不懂，所以就會有所謂的「變文」。要寫小說，用文言文比較少人看得懂，所以就有三國演義的白話章回小說。
在文言文的演進過程中，即便是正式文書，也開始有方言或是白話文介入。例如「阿堵物」，就是方言裡的「錢」。秦檜回應岳飛的罪名，說「莫須有」，在南宋的方言意思是「恐怕有」「或許有」。歐陽修在《玉樓春》裡提到，「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詞裡的「恁」字，並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用字，而是廣東話常用的「咁」字。因此，在我們的國文課本裡的文言文，事實上很多已經融合了各地的方言、不同時代的口語，甚至可以這麼說，如果要學習真正的文言文，就要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尚書》《易經》《周禮》等古書籍研究，唐朝與宋朝以後的文字「文白夾雜」，充其量只有當時的文人在使用而已。舉例來說，歐陽修的《瀧岡阡表》，這是他對於老爸老媽的回憶，但既然是文人，總得要使用古文才能顯示出學問，可是宋朝人講話，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歐陽修只是寫給懂古文的朋友看，至於一般老百姓，受教育的人少，大概也看不懂他在寫什麼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