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容批評而採取告發舉動，蘇偉碩不是第一位受害者，2019年警方依社維法移送案件數，較前年暴增7倍，連台大教授蘇宏恩之前也因批評故宮決策遭依社維法移送；社維法第63條第1項第5款指稱的「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法律要件不明，是明顯箝制言論自由的法律，如果在美國早就被宣告違憲，尤有甚者，依據資料顯示，這二年來多數是由警方移送，而且移送內容多和政治有關，所謂的言論自由，最核心的就是保障反對的政治言論，但台灣居然淪落到由警察機關來管制言論，雖然社維法移送的案子，多數遭法官判無罪，但政府這樣刻意「查水表」的行為，必然造成寒蟬效應。
台灣並無系統性的假新聞或仇恨新聞，政府為何急於限制言論
就如Masha Gessen所形容的生存法則，不要被表面的正常所蒙蔽，當NCC小編貼文被質疑要管制網路言論時，NCC雖然致歉，但管制言論的動作其實已經展開，為推動「數位通訊傳播法」的立法，NCC本周找來網路媒體、平台業者舉行閉門座談，可怕的是，根據討論題綱，NCC正思考在「數位通訊傳播法」中除訂定「私權處理模式」外，還要增訂透過行政裁處（行政裁量權）之規範；NCC表面上的理由是要防制假新聞及仇恨言論，但法院對依社維法移送的言論案件維持無罪的判決看來，台灣不敢說沒有仇恨言論或假新聞，但並未成為系統性問題，基本上靠媒體的自律或是第三方事實查核團體的協助就可以制止，換句話說，對一個在台灣不常見的犯行，卻動用行政權管網路的強烈手段，這完全不符比例原則，不能不讓人有壓制異議的疑慮。
美國類似的條文稱為《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目前美國政界的爭議核心在該法「230條款」，該法賦予網路社群免責（民事訴訟權），最高法院多次維護此一特權，因為如果網路平台須要為內容負賠償之責時，他們必然開始自我審查，仇恨言論當然會減少，但是言論自由要保障的批判性言論也必然就此不見，就像擔心倒洗澡水時也將嬰兒倒掉一樣，該法自九十年代立法到今天，網路平台一直維持免責特權，網路也因此興盛發展，該法條被譽為「創造網路的23個字」。
臉書等網路平台近來極端仇恨言論充斥，管制聲必然興起，在美國這是行政立法司法公民四方的折衝協調，在台灣則幾乎是民進黨政府說了算，「台灣是主權在民的國家」，這句話雖然已是人人可以背的口號，但台灣政府的決策過程卻從未將人民放在第一位，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最能說明這一點。
台灣的民主化人人讚譽，但回首這三十幾年政治發展，寬容與自由卻沿途失落，這是因為政治民粹逐漸取代民主？還是民主化從頭就只是由「台灣人出頭天」民氣所帶動，自由主義是從未深植的外來品？如果我們不願走到如波蘭般，在短期內讓過去努力的民主成果一夕成空，這是民主化三十年後必須回頭思索的嚴肅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