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則YouTube頻道的影片在網路流傳，內容是五位現職於Microsoft（微軟）、LinkedIn（領英）、Apple（蘋果）、Facebook（臉書）和Google（谷歌）的台灣人在片中大談自己的公司福利，從員工免費餐廳、無限供應點心區、個人健身房、全薪生育照護假、到每年30天的年假，不知羨煞多少人。從種種跡象看來：在矽谷，高薪早已經是基本條件，現在各大企業無不祭出各項優惠福利以及提供各種生活或工作上的協助，只求留住這些對公司有貢獻的人才。
反觀台灣的社會形態與企業文化，能有這樣的遠見與氣度的經營者可謂少之又少，更不用提政府部門向來把「人才當奴才」的官僚習性，就更不懂得尊重人才與留住人才的重要性了。尤有甚者，這股歪風氣習還從政府機關與私人企業，逐漸浸染至各級教育單位，就連以培養人才、鼓勵研究的學術發展重鎮──負責高等教育重責的大學校園──也不例外。
今年（2020）9月24日全國私校工會召開記者會，揭露大學中有許多以契約方式聘任編制外的約聘「專案教師」，他們不僅面臨不合理薪資待遇，而且工作份量還更加重，有些私立大學甚至要求他們要擔負一般專任教師兩倍的教學時數，而薪資卻只有一半。更糟糕的是，這些約聘的專案教師，完全沒有工作權的保障，聘約到期是否續聘端看學校的恩典，如同免洗筷一樣隨時可能用完即丢。在教育部缺乏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各大學為節省人事成本而競相以這種契約聘約的非典型僱用方式，召募年輕的流浪博士到大學任教，而這些流浪博士在取得博士學位且流浪多年找不到正式教職之後，只得被迫接下這份不平等的教職工作（更可悲的是，他們一想到大學校園外仍有更多找不到教職的流浪博士時，不僅不敢對外揭露此不公的剥削現象，甚至還會抱著感恩的心態，份外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專案教職）。
其實，台灣各大學目前這樣的非典型聘僱教師的亂象，早已行之有年，根據私校工會統計至民國106年3月，私立大專院校總計聘任1597名專案教師，約佔教師總數（不含兼任教師）的5.8%，大約每17名教師中就有一名專案教師。這股非典聘僱現象，到了107學年度教育部公開的公私立大專統計資訊，全國共聘任3091名專案教師，占全體專任教師6.84％（隔年108年學度增至3405人，年成長率達10.16％），有些大學的專案教師比重甚至超過20％，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22.5%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22.39%，亦即該校每5位教師就有1位是專案教師。更誇張的是像中信金融管理學院64%、台灣觀光學院88.24%，簡直就是由專案教師負起全校主要的教學工作了。須知「專案教師」原是一種類似派遣性質的短期補充性人力，但目前許多私立大專已幾乎不再晉用正式的「專任教師」，而以約聘的專案教師取代，擔負起編制內的教學工作，卻不受《教師法》及《勞基法》保障，成為法制上的孤兒。這就是全國私校工會所揭示：大專師資的「派遣化」現象，它不僅不符「同工同酬」的工作權保障，而且勢必惡化我國高等教育品質，影響所及是廣大的學生受教權益（參見風傳媒＜謝青龍觀點：從派遣工到專案教師，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社會面貌＞）。
台灣高教何以淪落至斯？「專案教師」的職稱一開始是源於國立大學依教育部制定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而來，這是因為由於各大專院校的專任教師有員額限制，在員額之外想要多聘教師，各校可透過校務基金自籌財源支應編制外教研人員，即稱之為「專案教師」。這讓大專院校的教師區分出了三種不同類型：一是編制內的專任教師；二是補專任師資不足的兼任教師；三即編制外的專案教師。前者受《大學法》和《教師法》規範的責任及保障；但兼任教師和專案教師，在過去一度因其「編制外」的身分被排除於《教師法》之外，且又因其「教師」的身分而不適用《勞基法》，成為名符其實的法規孤兒。後來幸得多方工會團體的極力爭取始得列入《勞基法》，但即便如此，許多私立大學仍不斷刻意營造專案教師「編制外」的身份囿限，不斷強化其臨時工與派遣工的諸般壓榨措施。
對此專案教師之亂象及各界教師工會的陳抗，教育部於107年1月2日臺教人處字第1060187155號函，特別委請清華大學人事室負責辦理「專案教師運用及管理規範評估」工作圈，邀請各公私大學的人事主任或主管，共同盤點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人員（兼任教師除外）的現行權益，了解其與編制內人員之區別，並就其工作屬性歸納分析，進而提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方向。經過一連串的會議討論，終於也撰寫出一本厚達366頁的結案報告書，總結大專校院編制外人員合理勞動條件之政策規劃方案，提出建議：「考量人員角色、工作性質及未來時勢，海事人員、契僱副校長、留任人員及聘僱人員等人員，建議維持現況。編制外各類人員均建議不納入勞基法體系，除契僱副校長、留任人員及聘僱人員等人員外亦建議不納入教育法體系，餘均建議納入教育法體系。」
換言之，「契僱副校長、留任人員及聘僱人員等人員建議維持現狀且不納入教育法體系」、「其餘編制外人員（教師）建議不納入勞基法體系，但建議納入教育法體系」，這就是這份結案報告的兩大建議方向。時至今日，不知教育部是否依此修改或制定法規？以及各公私立大學是否真的切實配合辦理呢？顯然都沒有。
走筆至此，或許有不同的意見會說：「同工同酬」本就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概念而已，契約制度才是現代社會的趨勢，專案教師或約聘教師本來就是依照契約內容在走，當初訂立契約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說不上有什麼不公平或壓榨之嫌？還有，現在許多工商業界也都實施派遣制度，一方面節省成本支出，另一方面又可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也不見得有何違法或不妥之處，還不是一樣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更重要的是，既然契約制度是現代社會趨勢，且多為工商業界採行，為什麼大學就不行，難道大學教師就比較尊貴嗎？
話說得不錯，正好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下約聘制度甚至是派遣制度的來龍去脈。
首先我們就從台灣的派遣工文化談起。派遣工文化在台灣民間企業中有其特殊的功能意義，它的優點是短期有效的派遣契約，有利於企業更有彈性的經營策略與人事調度，不會被僵化的法規制度與固定的人事成本綁住；但其缺點則是不利於長期的制度建立與人才培養，這對企業的發展規模也造成了局限。台灣長期以來的民間企業多以中小企業為主流，具高彈性的人事組織與靈活的經營策略，也的確建立起1960年代後的經濟奇蹟，但可惜的是，無法建立長期制度與缺乏人才培育計畫，也限制了中小企業難以發展為大型國際化企業的主因，因此，除台積電或聯發科等大型企業（其員工福利制度與人才培養，堪可與前述矽谷員工比擬）外，台灣的企業主力一直無法突破規模上的限制。當然，這樣的結果不論利弊也都該由當初評估採行派遣制度的企業本身來承擔其後果，筆者也無可置喙。
但是，若相同的情況是出現於公營機構、非營利單位或教育體系呢？那麼我們會發現：對公共政策而言，不論其決策結果為何，最終都是由全體民眾甚至是後代子孫所共同承受，這就是筆者一再強調的公共政策與事務的審慎性，為政者豈能不慎乎？依此，當我們回頭審視台灣高等教育的專案教師現象時，就會發現它雖有利於各大學短期有效的彈性師資調度，但長遠看來卻是限制了大學發展的願景與國家教育政策的規劃。那麼，為何現行的專案教師制度卻大行其道，幾乎成為各大學用來減省人事開支且能正常維持教學能量的重要法寶？更重要的是它還能規避《大學法》與《教師法》的教師權益保障。其原因有三：
一是台灣的派遣工文化當道，原本是民間中小企業小成本求生存的手法，但自2000年後經濟衰退，政府仿效中小企業，大量在公部門機構採行派遣工制度，一則節省人事成本與人才培訓作業，二則更免除了未來的退休金支付，成為21世紀後的國家主要人力政策。如此一來，既然政府部門帶頭做，公立學校當然也不例外，有了公部門和公立學校的榜樣，私立學校實在也沒道理不採行這種廉價的人力政策。於是，上行下效的結果，就是現在各大學專案教師浮濫的結果了。
二是台灣高教少子化帶來的高教危機，各大學均預估未來生源減少而不再需要更多師資，倘現在聘足了師資，未來要裁聘時又會遇到《大學法》與《教師法》的阻礙，所以乾脆先聘專案教師墊檔，等未來真的生源不足時，這些專案教師不受《教師法》保障，隨時可以不續聘或解聘。可見在當前高教少子化危機中，各大學非但不去思考根本解決之道，反而仿效民間私人營利企業的短期操作手法，以謀得飲酖止渴的治標之方，此誠荒謬可悲之處。大學本是培育人才的教育單位，如今自身面臨瓶頸無法解決，卻逕自模仿私人企業低劣手法，實在愧對高等教育學府之名啊！
三是來自來傳統經濟學中所謂的「供過於求」的市場法則，即現今的流浪博士現象，各大學主政者不怕找不到教師而有恃無恐。以筆者當年應試南部某科大為例，其董事長兼校長用一種高傲的口吻對眾多應試者說：「我要錄用你，你就要偷笑了，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進來嗎？」於是，面對現今高等教育資師過剩的市場環境，各大學主政者知道不論他們開出的聘約條件有多苛刻，這些流浪博士都不可能不接受，從而形成了專案教師低薪高工時的不合理現象。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原因竟都一個共同處，那就是視專業教師人才如草芥，絲毫不懂得尊重人才、培育人才的重要性。試想，一個完全不重視人才的國家社會，又如何能有偉大的遠景呢？也因此，台灣高教也開始產生一些不可逆的危害，例如人才的流失與學術的斷層，看著不願再有人進修的碩博士班空缺，各校競相以培養謀職技能為首要招生策略，可是台灣未來二十年的學術人才又在哪裡呢？再例如目前的學生受教權益已然嚴重受損，因為短期派遣的專案或約聘教師如何能要求他們能有教學熱情與長期的教學規劃呢？殊不知現今多數偏遠地區的中小學，在每年學期結束時，學生們總是睜著疑惑的睛眼問他們的老師：「老師，明年你還會教我們嗎？」還是他們早已習慣了專案約聘教師的來來去去？
說得嚴重些，專案教師的派遣化亂象，正在動搖台灣的國本啊！何謂國本？教育百年大計是也！
以筆者為例，往昔總以其自身的哲學素養自居而不願參與任何政治化的活動，而今卻經常走上街頭為台灣高等教育請命，為何？因為以往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文化的低迷與危害，都不比上教育的沈淪所帶給我的震驚和嚴重性。這是因為政治、經濟或社會的諸般起伏跌宕總是與時代脈動有關，倒不必隨之起舞而心境紛雜，但是教育就不同了，一個國家的教育一旦沈淪敗壞，非得再有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彌平其所造成的傷害。可惜的是，一般民眾、教育主政單位（如教育部）甚至國家元首，卻思慮不及於此，總是以短期的經濟效益或政治權力鬥爭為主要的政策考量（說穿了，就是為了爭取選票），而忘了教育才是一個國家的百年大計。
近年來台灣的學術界（如研究機構、公私立大學或教學醫院），總喜愛聘請一些管理學專長的人來主掌其業務推展（如大學校務或醫院院務），動輒言稱管理法則及KPI績效；要不就是擴大行政人員的權限來決策或規劃組織架構（如大學組織章程或醫療流程管控），也是動不動就說行政倫理的義務或規範性。但是作為高等教育學府的大學校園真的必須以行政和管理為主軸嗎？大學之所以有一部獨立的《大學法》作為其立法核心，不就是為了讓它能保有大學的獨立自主與學術自由嗎？怎麼可能為了配合行政措施的方便或遷就管理模式的績效而放棄研究與教學的學術自主性呢？可是，事實上卻是，當這些行政管理人員隨意引用華人文化裡的一些信念教條（如「勤能補拙」、「正心正念」、「知足常樂」…等），就能馬上馴服眾多專案教師安份地遵守聘約內容、繼續任勞任怨地接受高工時、低薪資的現狀。
民初學者梁潄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書中曾提出一個有趣的理論「中國是一個思想早熟的民族」，他認為中國太早臻於心性的最高境界，但卻跳過了中間過程，猶如一個未經世事歷練的孩童說得一口好哲理，往好處說就是及早領悟到生命哲學的真諦，但若往壞處說，便是沒有真正的生命經歷過程為輔，這些哲理又似乎顯得空泛了。中國文化的思想早熟，讓每一個華人面對任何生命境遇的時候，總都能說出一番人生哲理來，但若我們細細思辨，卻又不難發現其中鮮少有人是真正用生命來體驗這些哲理的？所謂「百年樹人」說的不就是教育的這個特性嗎？難道我們真的相信只要背誦幾則古諺成語、數學公式或考試滿級分就可以應付得了人生的所有考驗嗎？如今高等教育的諸多亂象，不就是一個又一個假道學、假正念之下的產物嗎？
回到本文一開始所舉矽谷企業的員工福利例子，為什麼這些企業老闆與主管會這麼費心盡力地照顧員工？難道他們是傻瓜笨蛋？還是他們自以為是在辦慈善事業？當然不是，他們只是懂得一個基本的道理──善待為你工作的人，因為他們會為你創造更大的財富。這道理早就書寫在古人智慧裡：「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篇下），奈何台灣高教管理階層皆忘此古訓，而視專案教師為隨地可棄的土芥啊！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