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長李永得拋出中國黨政軍出版社的出版品需經過審查才能來台，被轟思想審查。自由派記者出身的他，還被質疑忘記「初心」。在《新新聞》的專訪，李永得自認就是保有人權初心，才想推動管制，並高喊不能用台灣的民主自由保護中國的威權統治。
當記者問到大法官644號解釋時，李部長堂而皇之地回答，為何禁止中國出版品會違憲？若大法官會議解釋違憲，那他下台。他要爭的是重要的基本人權價值。李部長並且強硬地認為今天在台灣談言論自由，他覺得許多人錯用言論自由。不能欺善怕惡，敢跟中國要出版自由嗎？你把中國的書拿到台灣出版還要經過中國同意，憑什麼台灣一點都不能管？都不管的話會被質疑台灣政府在幹嘛？而反對管制審查黨政軍出版社，根本是在台灣幫中國強權維護他們的威權。
李部長的底氣大約在於，現在司法院15位大法官的會議中有11位大法官是蔡政府提名的，但因現行法制要宣告某條法令違憲，要有2/3的大法官同意。因此決不可能會通過，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安全。
但李部長的鬥志昂揚投入認知作家，卻解決不了審查技術上的嚴重問題。作家楊照先生與許多有良心的台灣文化人都早已指出，文化部顯然嚴重低估了許可與審查的難度。例如未來一本莫言的小說在台灣出版，送去給當局申請許可，要交給誰來審查？又要如何審查？在台灣一個本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不曾出過的情況下，又有哪一位專家學者文化人敢受命於文化部，去審查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
我們不妨挑一篇莫言已經在台灣出版的小說為例，看看是否會該當於李部長的認知作戰。例如收錄在《紅耳朵》一書中的〈父親在民伕連〉，就是脫胎自莫言最有名的文學作品系列《紅高粱家族》，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後來由張藝謀改拍成電影時，成為文革後中國新電影的翹楚，一路捧紅了姜文與鞏俐。
本篇作為《紅高粱家族》的續集，小說描述已經長大的主角余豆官從山東省高密縣，在1948年秋季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民兵組織「渤海民工團鋼鐵第三連」，用驢車輸送軍糧到蘇北淮海戰役的戰場支援前線。余豆官在此見識了共產黨派任的指導員如何激勵黨員在前努力，起到帶頭作用克服種種險阻而把軍糧送到前線。特別是在遇到河流橫亙而必須用人鍊將軍糧傳遞過河時，指導員一句「共產黨員都跟我到河中央水深處來」，就讓余豆官看見了共產黨克服困難創造奇蹟的能力，而徹底為共產黨所折服。
還好上世紀末本書在台灣出版時，李永得尚未當上文化部長。否則大概就會被評價為中國共產黨解放軍的宣傳品，要受到嚴密審查。莫言畢竟在將近10年前就證明了，即使是黨與政治宣傳品也可能有雋勇偉大到值得一座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與其要這樣放大打擊面，李部長會否覺得應該先要促成台灣出現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更對得起他的工作呢？
把這樣為中共張目的文藝作品都用威權統治一舉帶過，李部長真的知道文學與文化的意涵嗎？他可知道所謂認知作戰即使存在，中國共產黨解放軍陣營，又有多少個像莫言這樣的老手呢？
假如這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用審查或查禁對方的作品，卻不努力扶植培養台灣產出更好的作品與之競爭，而妄想自己可以取得勝利，李部長是搞錯什麼了吧？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