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共產主義之惡，需要的時間非常長
為什麼賣狗肉的中國與俄羅斯，還要堅持掛著「共產主義」、「共產黨」的羊頭呢？那是因為，卸下了羊頭，這兩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就完全失去了騙人的幌子，會動搖統治基礎。一百多年前，「共產主義」的確是有理想性的召喚；不只是召喚工農群眾，更召喚了知識分子。當年的孫文、李大釗、魯迅等人，都是在國外喝過洋墨水的，但也都深受共產主義影響。
德國的詩人兼作曲家比爾曼（Wolf Biermann）自己也說，他的父母親都是共產黨員，他自己從小也對共產黨執著，正因為如此，才一直不願意離開東德。比爾曼這樣的執著，一直要到近六十歲才扭轉。但是，比爾曼的轉向是經驗性的，不是理論性的。撰寫《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的廖亦武也提到，魯迅的學生胡風後來被毛澤東鬥，但至死都還只是覺得毛澤東誤解了他，還沒有正視共產主義之惡。
就總體經濟面向看，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要到大躍進、土法鍊鋼之後才露餡。蘇聯則更晚，該國在一九七○年代之前經濟成長都超越美國，發射人造衛星也領先，一直到七○年代末，蘇聯的經濟才顯露危機。在七○年代，美國還有不少學者到蘇聯參觀，回國之後高度讚揚蘇聯計畫經濟之好。台灣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還有朱雲漢等人在盛讚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老共也努力向國際做大外宣。種種跡象顯示，在強勢宣傳之下，要全世界都看清楚共產主義的邪惡，恐怕還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想換個角度，從理論面解釋，為什麼推動共產主義必然走向極權與獨裁。
財產權與政治統治的互為依存
雖然許多人對於一九七○年之前的蘇聯與一九九○至二○二○年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大家對於中國、俄羅斯、冷戰時東歐諸國的壓抑人權、迫害民眾，看法卻相當一致。這裡有個根本問題：為什麼共產主義國家都在壓迫人權？為什麼比爾曼所描述的東德，與廖亦武描寫的中國，其欺壓凌虐人民竟然若合符節？所以我必須要先解釋：共產主義經濟，與政治極權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政治不獨裁，共產經濟根本沒辦法運作。財產若是私有，要強推獨裁也極為困難。
在民主自由、財產私有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兩類因素促使社會遠離獨裁。其一：私有財產本身就涵括了附帶的處分權，因此至少你的房子、你的汽車、你的土地要如何處置，其決定權在你，不是由國家或政黨決定。這些決策範圍雖然不大，但頻率卻非常高，至少創造了許多獨裁者力所不及的區塊，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主感。其二，私有財產也使個人對於財產相關的公共政策有強烈而堅定的意志，他們遂有參與、影響、改變政策的強烈動機。例如，土地所有者才會奮力抗爭土地徵收、股票大戶才會努力遊說股利降稅⋯⋯這些「因為自己財產利益」而涉入的政策關注，自然而然強化各個領域的社會凝聚力，也容易迫使想要一意孤行的政治勢力退讓。當私有財產範圍越廣，社會各階層關注的政策也就越多元，其所產生的社會力就越大，當然形成更強的政治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