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回答說：「我有信仰，我要算一個非典型基督徒。我1999年在美國訪問研究時，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而受洗。基督的愛和犧牲精神是我內心的榜樣，只是我沒有實際參與到教會活動裡。」
西方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描述也許包括艾曉明這種狀態：「做義人就非得要有信仰不可嗎？…關鍵不是信仰，而是做。」 基督教給她信靠和道德律令，使她理解與愛他人，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有多少種人生哲學，就有多少種社會抗爭的方式。追溯艾曉明所走過的道路，我看她一路的自我轉變。在2003年之前，艾曉明是大學中文系的一個教師，她的文學成果累累，既有長篇自傳體小說，有不少文學評論著作，還有一些譯作。從2003年介入「孫志剛案」「黃靜案」起，艾曉明走出書齋進入公共生活。
2003年是艾曉明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在為孫志剛呼籲的同時，瞭解到湖南女教師黃靜非正常死亡一案，她開始拿起攝像機。2004年在胡傑的幫助下，她完成了紀錄片《天堂花園》。後來，她獨自繼續往前走，在年過五十後學習操作攝像機和剪輯軟體。就如胡杰所說：「她從一個象牙之塔走出去，從女權主義問題，又發現法治問題、人權問題、民主問題，在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槍口上撞。」
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一些重要事件，成為艾曉明紀錄片的主題。如2005年發生在廣東番禺的罷免村官事件《太石村》，2008年川震校難系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國家的敵人》等五部作品，2010年的烏坎事件《烏坎三日》，有關新公民運動的《新公民案審判》，還有近年完成的《夾邊溝祭事》。於此同時，她也是08憲章第一批連署人。從2009年起，她被禁止出境，在去香港的海關被攔截。當局認為她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
戲稱不拍片，改行「玩顏色」
當歷史被歪曲被抹殺之時，尋找歷史變成一件危險的事情。撞了這個禁區，紀錄片導演也變成「國家的敵人」。在雲資料監控和社區網格式管理、定點維穩的社會，獨立紀錄片作家舉步維艱。艾曉明告訴我，她的一些紀錄片戰友已經陸續離境或移民異國。艾未未、黃文海、何楊以及最近舉家避難德國的楊偉東，這些都曾是活躍在中國、富有創造力的紀錄片導演。
在接到艾未未電話時，艾曉明曾問他：「你還回來嗎？」艾未未說：「不回了。」他說的八個字一直在艾曉明心裡盤旋：「沒有空間，浪費生命。」
艾曉明不斷地問自己：如果你註定死在中國，你在死定之前，是不是還在尋找空間，保持創造力？在中國，目前連微信群主都可能因涉足政治被治罪，發佈群體事件消息的年輕人也被關進監獄；那麼，涉足政治歷史和公共事件的紀錄片導演，你還能走多遠？更不必說，缺乏資金和助手團隊；也沒有空間公映作品；歷史研究怎麼做，還要不要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