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國家越南和緬甸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情將不僅影響它們各自的發展進程，也有很大的外溢效應。而這個外溢效應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它們共同的北方鄰居中國。中國的受益不但是地緣意義上的，也是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這後一點，現在還少有人注意。
越共1月31日結束了其為期一周的13大，76歲的阮富仲無懸念地再次當選總書記。這是阮第三次當選，已經破了越共慣例。自越共創始人胡志明之後，歷任領導人都是兩屆，阮富仲的三連任對越共體制的破壞，不亞於習近平19大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為其做可能的終身領導人鋪路的行為。
最近幾年來，由於習近平的政治集權和高壓，中國社會內部有很多人把眼光轉向同為共產黨統治、實行社會主義的越南，對越共的所謂改革，走向民主化備加贊賞。在他們看來，既然都是共產黨政權，越共能夠主動收縮權力（在一些人的傳訛中是承諾放棄權力），為什麼中共就做不到？言下之意，不是中共做不到，而是不願意，因為中共出了一個習近平這樣的人。習把中共帶壞了，加強了中共的極權。如果換一個人，即使不是胡趙，而像江胡（錦濤），中國的政治也不會像現在這般死氣沉沉。
但這些把眼光轉向越南的人，不管他們有意抑或無意，是找錯了參照物。越共內部的政治結構以及它對社會的控制，確實比中共要寬鬆，可這很大程度上不是越南哪位領導人想如此，而是越南的歷史遺產和國情形成的「路徑依賴」所決定。越共從創黨起，就沒有強有力的領袖，胡志明雖是越南的「國父」，在越南和黨內，享有崇高威望，但也沒有毛澤東那樣一言九鼎的權力。他最多就是孫中山式的領導人。
北越和南越在越南的政治體系裡是兩股互相牽制的力量。前者受中國影響較深，後者長期在法國殖民統治下，西化程度較高，認同西方。越共的領導多出於這兩大地域集團，在越共的「四駕馬車」體制裡，一般由北方的干部做總書記，南方的干部做總理，但後者的權力比中國的總理要大。「四駕馬車」構成一種集體領導體制和弱制衡格局。
越南的這個領導結構穩定了一段時期。它使得在政治體制的某些方面，越南確實走在中國前頭。但要看到，越南也在強化集權。阮富仲的第二任期，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去世，阮兼任國家主席，「四駕馬車」開始變「三駕馬車」。如果說這只是個特殊情況，可從阮打破慣例連任總書記來看，大概率阮將繼續兼任國家主席，從而像中國一樣成為一種政治常態。
其實，體制的破壞往往是以某種特殊情況為借口的。習近平就是這樣。越共也許是學中共，但阮富仲先於習開這個例，對習是有力支持。習可以說，不是他貪戀權位，越共現在也這麼做，表明它具有某種「客觀必然性」。習的黨內反對者就少了一個指責他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