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輕人，在剛出道時，都得到朋友、家人、前輩的幫助。這些幫助，不一定是出於無私的關照，而是各有自私的算盤。
一些扶不起來的阿斗，怎樣也無法有好的發展，於是將責任推給周圍的人，說他們沒有真心幫他、都是利用他、剝削他、耽誤他等等。總之便是全世界都錯，只有他自己一個沒錯。
一些在別人助力之下出人頭地者，很多時候在成功之後，都會告訴自己、告訴別人，成功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與天分，跟別人幫助無關。有的甚至忘恩負義，學識武功殺師傅，搶奪幫過自己的恩人的東西。
當我們聽多了這種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說辭之後，便會得出一個印象：年輕人成功靠自己，失敗都是因為被別人陷害。我們甚至會發展出家長和長輩都是要阻止年輕人上位，要成功便一定要跟他們砍斷關係的概念。
國家發展的神話
其實在國家發展理論的領域，我們也看到類似的偏見建構過程。
1950、60年代，很多發展得不大好的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都將本國的低度發展與社會衝突嚴重、政治腐敗等問題，歸咎於殖民地的歷史、前殖民者與其他發達國在他們非殖化後繼續剝削他們，強調這些問題一概與本國的內部體制、歷史與人事無關。
而少數在當時成功起飛的國家，如日本，明明是得到美國在冷戰體制下的扶持，但其文人政客，卻喜歡強調他們的成功與外力無關，都是拜自己的「勤奮耐勞文化」、「德川宗教」、「武士道精神」等所賜，越講越絕對。
當學者聽這種口實和神話太多，便會被當中的偏見導引，歸納出「外貿與外資都是富國剝削窮國令後者無法發展的伎倆，窮國要發展便要與富國徹底脫鉤自力更生」的結論。這個結論，便是在1950、1960年代在西方左翼知識圈風行一時的「新殖民主義」和「依附理論」。
巴黎的極左知識分子對這種理論情有獨鍾。被這種理論傳染的，便包括戰後在巴黎留學的一眾後來成為赤柬領袖的知識分子。
赤柬第2號人物喬森潘，是一個經濟學家。他1959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的博士論文《柬埔寨的經濟與工業發展》裡，便指出柬國貧窮，是因為包括外貿與外資的經濟外力太多，而大城市， 便是這些外力介入、壓抑柬埔寨發展的橋頭堡。
這篇論文，後來在1976年赤柬執政期間，被加州大學伯克萊大學覺得柬埔寨是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左翼學者翻譯編輯出版，成為反戰刊物《印支編年》的特輯專號「柬埔寨的低度發展」。這個理論，導引赤柬奪權後將大城市人口全趕到農村，砍斷外貿外資聯繫企圖通過激進自力更生政策發展經濟。這為柬埔寨帶來什麼毀滅性的後果， 不用我多說。後來東亞新興工業國崛起和巴西在1970年代的經濟快速增長，證明窮國在維持與富國的經貿關係，歡迎外力介入的狀況下，仍有可能有所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