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1893–1952）的中譯版，我重新翻閱了多年前寫的文稿、筆記和收集的資料。當時研究的背景是美國進軍、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但推翻政權，還試圖重建政體和社會。這段殘酷的歷史，當時讓我對「主權」和「主權國」的源由起了疑問。畢竟，今天熟悉的「主權國」產生於17世紀，早期現代歐洲的政治氛圍，其法理依據出自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之際，參戰國簽署的《明斯特和約》（Treaty of Münster）和《奧斯納布呂克條約》（Treaty of Osnabrück）。2份文件奠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和現代「威斯特伐利亞式主權」的基礎。
這種強調高度集權、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的現代政治組織模式，雖然早在19世紀，就開始啟發許多不同民族和政治自決想像，但卻要等到20世紀中葉後，才開始真正在世界各地落實。其中，有1件事情讓我十分好奇：包括中國在內，有如此多民族、國族主義運動，經常宣稱自己不但代表某種正義，背後還有強大的民意，那他們確立主權國家的歷程，又為什麼如此漫長和艱難？其他包括殖民地和帝國的政體和政治組織，面對民族、國族動員時，又怎麼能維持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後來發現，現代主權的建立和持續，其實摻雜了相當的偶然性。對脆弱政體而言，是否會形成主權國，經常取決於大國角逐下，所產生的衝突、抗衡、合作、干預，與「民族」、「國族」和「國家」意識的碰撞。中國今天的國家形態、台灣和香港面對的處境等，算是這些動態的一種案例。
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
在某個程度上，中國官方和民間堅持的領土主權，代表著一種權力和政治想像的結合。曾位於今天中國的各王朝、帝國，統治「天下」和主宰屬地的方式相當多元。從東周列國到大清帝國，不同統治者所持有的江山版圖，自古以來不斷演化。國家組織政治的形態，也一直改變。一度富有高度地方自治的漢代郡國制、清代蒙古族的盟部旗制、南宋稱臣向金國求和、琉球王國同時向薩摩藩稱臣和自認清國藩屬，這一系列作法與現代國族主權國（national state）制有明顯的差異。把國體的政治正當性和民族自我認知寄託在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逐漸排除以往可能的彈性，縮減了領土完整問題上讓步的餘地。今天許多領土糾紛，是因為透過以往並不存在的主權、民族和國族主義視角，刻意詮釋疆土和海域，企圖使用國家機器和武裝力量，實踐全權管制而產生。有趣的是，讓香港能夠成功、繁榮，甚至帶動中國金融投資發展的特殊地位，就建立在國族主權國家的灰色地帶。
香港開埠於清帝國的割讓和租借地，在19至20世紀的戰亂和政治動盪中，給中國市場和外商提供相對穩定的自由港，成為促使多方可以獲益的關鍵經濟樞紐。這個位置確立在香港一方面與中國關係往來密切，另一方面又在英國管轄下，享有一套穩定、足以牽制行政權力和私人利益的制度，讓外界有信心投入。《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當時就是希望在1997年後，能維持這種模糊的優勢。近期中國政府釋法、港府修法，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方，認為實力上升，對於主權的要求愈來愈嚴格，不再容忍這種對主權的模糊尺度。台灣今天的自主空間，也可以說是立於不同國家形態之間的縫隙。今天的台灣在政治體制形式上，與其他主權國家並無兩樣，就差廣大國際的承認和國際組織的正式參與。這樣的處境反映中國官方和民間，長期把台灣視為國族主權中國所有，盡力否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卻無法完全掌握台灣內政、外交。這種局勢其實也符合台灣的歷史脈絡。台灣本島上的原住民，直到日本殖民時期，向來不受外地政權管治。台灣在不同時段也經歷過殖民、被搬遷的政權當作根據地以及民主共和體制，政治定位不斷改變。連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各別宣稱支持台灣獨立。美國官方如今仍視台灣主權為「未定」（undetermined），頂多「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對此「不提出異議」。
外力與政治組織形態
光靠想像，是不足以實質地影響如國家形態等政治組織。這類的變化背後往往需要一定的經濟財力和軍事實力。國軍和共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再好，也沒有擊敗同時在太平洋和東南亞與美軍、英軍作戰的日本皇軍。最後是美軍投原子彈、蘇軍進攻滿洲，才迫使日本投降。在脆弱政體內部鬥爭的個別勢力，經常還得透過各種外力干預，才能立足，甚至得到最後的勝利。國共雙方能抵抗來自日本的強大壓力，部分是因為有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援助。毛澤東也幾度稱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得最後勝利，與日本因為侵華、打擊國民黨勢力有關。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之所以沒有更大規模的起義，表示民眾或多或少接受日本統治。這可能出自畏懼，也可能出自生存或投機的考量，不過這種壓抑民族主權訴求的屈服，或許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經歷略同。
香港的歷史也充分表現了外力角逐和干預，對於政體形態的實際影響。香港的經濟樞紐角色，畢竟是經過英帝國積極爭取，其他強權因為可從中獲益而支持，以及清廷和之後歷任繼承政府的接受才能形成。即便日本1930年末代占領華南地區，東京還是一度容忍香港成為國民政府進口物資的口岸，直到1941年底日本帝國向英國開戰，占領香港。1950年代初，時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稱與北京建交是為了「行個方便」（secure a convenience），從中以讓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繼續經過香港賺取外匯的方式，換取英國在香港地位的保障，使香港持續作為重要商業據點。若任何一方放棄或反悔，則會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法治、開放、自由。今天中外經濟走向脫節，加上多方互不接受彼此對港政策，或許是香港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外力當然也對台灣政治形態有著極大的影響。國共內戰末期，除了國軍在古寧頭大捷戰勝之外，美國杜魯門政府因為不希望韓戰擴散，命令美國海軍巡邏台海，阻止國共雙方重新開戰，共軍主力又被調往朝鮮半島，撤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才能在島上立足。後來1970代美中和解， 造成台北與華府中斷正式外交關係、脫離聯合國，但也促使台灣解嚴、民主化。美國對台灣的準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和北京政府一時專注於經濟發展，暫時減緩了政治和武裝壓力，讓台灣雖然沒有正常外交，卻能鞏固內政和參與國際經貿往來。今天支撐著台灣高度集權、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但缺乏國際承認的狀態，不但是島內民間動量，還有中美政治張力。若台美中之間，沒有一方徹底改變立場，那當前的局勢就不易更變。
外力長而持久的影子
外力對於政治組織和國家形態的影響，不限於歷史產物，它一直在不同地方發生和演變。中國推廣的「一帶一路」雖然表明沒有參與投資受惠國國內政治的野心，但是大量資金流入、基礎建設的建立，往往會影響當地在資源收益、成本和風險上的分配，因而可能改變在地政治和社會氛圍，甚至中央和地方的權威關係。從緬甸、泰國、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等地的經驗可見，自「一帶一路」貸款及其條件、給予中資的優先考量等情形，可能有意無意影響投資受惠國的施政，鞏固當地政權或引起政治湍流。在某個程度上，基礎建設發展和其他投資對當地情勢的影響，有些類似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外力在中國各地貸款築鐵路、建立港口的現象。外來利益和資金湧入，無論來源、對象或動機，難免會對當地政治、社會和經濟帶來一定的衝擊。
一個政體無論是邊界劃定、政治組織形式，甚至國際參與，經常離不開外部勢力的角力、介入和拉攏。但是外力的影響並不一致。它當然可以造成分裂，有時也會促使體制變化，甚至可能推動不同國家形態的出現。如庚子事變之際，外力在加入八國聯軍等侵略性行動的同時，也因為自己的利益，力挺穩住本土政局和現狀的東南互保。主權國家想像的實踐，不是單靠內部情勢和民族或國族動員，往往還必須在適當的時機結合外力。類似現象不但曾在中國出現過，在東亞和世界許多地區也可以觀察到，特別是在本身勢力較弱的地方。
國族主權國大一統之類的論述， 之所以成為一種主流甚至正統，時常是其本土主張者在達到某程度的成效後，希望進一步鞏固或推動自己的立場，而作出的認知處理。這種形勢或多或少遮掩了外力在整個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對以往經過的遺忘，或變相理解，甚至有助於新興壯大的主權國家，在有意無意中，複製以往外力對它的行為。在成功和壯大之後，原本處於弱勢、受外力深入影響的國家，都可能以經濟、政治、法律等途徑，介入其第三地。無論歷史背景，任何有足夠能力的行為者，在機會成本允許的情況下，也是可以對境外政體作出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以借款和發展方式掌握在地優勢、或是武裝干預等要求和舉動。許多帝國和殖民者，在建立自己勢力之際，也經常會以自己獨特、獨有的「道德」或「文明」，來解釋和美化自己的所作所為。或許沒有政治行者，包括脫殖或革命後的國族主權國家，能壟斷介入的行為、逃過介入的誘惑。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本文摘錄自：《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莊嘉穎著、鄺健銘譯，由台灣季風帶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