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埠於清帝國的割讓和租借地，在19至20世紀的戰亂和政治動盪中，給中國市場和外商提供相對穩定的自由港，成為促使多方可以獲益的關鍵經濟樞紐。這個位置確立在香港一方面與中國關係往來密切，另一方面又在英國管轄下，享有一套穩定、足以牽制行政權力和私人利益的制度，讓外界有信心投入。《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當時就是希望在1997年後，能維持這種模糊的優勢。近期中國政府釋法、港府修法，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方，認為實力上升，對於主權的要求愈來愈嚴格，不再容忍這種對主權的模糊尺度。台灣今天的自主空間，也可以說是立於不同國家形態之間的縫隙。今天的台灣在政治體制形式上，與其他主權國家並無兩樣，就差廣大國際的承認和國際組織的正式參與。這樣的處境反映中國官方和民間，長期把台灣視為國族主權中國所有，盡力否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卻無法完全掌握台灣內政、外交。這種局勢其實也符合台灣的歷史脈絡。台灣本島上的原住民，直到日本殖民時期，向來不受外地政權管治。台灣在不同時段也經歷過殖民、被搬遷的政權當作根據地以及民主共和體制，政治定位不斷改變。連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各別宣稱支持台灣獨立。美國官方如今仍視台灣主權為「未定」（undetermined），頂多「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對此「不提出異議」。
外力與政治組織形態
光靠想像，是不足以實質地影響如國家形態等政治組織。這類的變化背後往往需要一定的經濟財力和軍事實力。國軍和共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再好，也沒有擊敗同時在太平洋和東南亞與美軍、英軍作戰的日本皇軍。最後是美軍投原子彈、蘇軍進攻滿洲，才迫使日本投降。在脆弱政體內部鬥爭的個別勢力，經常還得透過各種外力干預，才能立足，甚至得到最後的勝利。國共雙方能抵抗來自日本的強大壓力，部分是因為有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援助。毛澤東也幾度稱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得最後勝利，與日本因為侵華、打擊國民黨勢力有關。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之所以沒有更大規模的起義，表示民眾或多或少接受日本統治。這可能出自畏懼，也可能出自生存或投機的考量，不過這種壓抑民族主權訴求的屈服，或許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經歷略同。
香港的歷史也充分表現了外力角逐和干預，對於政體形態的實際影響。香港的經濟樞紐角色，畢竟是經過英帝國積極爭取，其他強權因為可從中獲益而支持，以及清廷和之後歷任繼承政府的接受才能形成。即便日本1930年末代占領華南地區，東京還是一度容忍香港成為國民政府進口物資的口岸，直到1941年底日本帝國向英國開戰，占領香港。1950年代初，時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稱與北京建交是為了「行個方便」（secure a convenience），從中以讓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繼續經過香港賺取外匯的方式，換取英國在香港地位的保障，使香港持續作為重要商業據點。若任何一方放棄或反悔，則會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法治、開放、自由。今天中外經濟走向脫節，加上多方互不接受彼此對港政策，或許是香港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外力當然也對台灣政治形態有著極大的影響。國共內戰末期，除了國軍在古寧頭大捷戰勝之外，美國杜魯門政府因為不希望韓戰擴散，命令美國海軍巡邏台海，阻止國共雙方重新開戰，共軍主力又被調往朝鮮半島，撤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才能在島上立足。後來1970代美中和解， 造成台北與華府中斷正式外交關係、脫離聯合國，但也促使台灣解嚴、民主化。美國對台灣的準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和北京政府一時專注於經濟發展，暫時減緩了政治和武裝壓力，讓台灣雖然沒有正常外交，卻能鞏固內政和參與國際經貿往來。今天支撐著台灣高度集權、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但缺乏國際承認的狀態，不但是島內民間動量，還有中美政治張力。若台美中之間，沒有一方徹底改變立場，那當前的局勢就不易更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