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五十歲以上的人在成長過程如何知道二二八?學校不教、教科書不寫、長輩不說，但是許多人經過口耳相傳的方式第一次聽到二二八時，其實並不意外，重大慘劇是不可能真正隱藏的，但是如何突破這個「不可說」的氛圍，攸關台灣敢不敢走出民主的第一步，因為禁錮台灣人追求民主的，除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外，二二八禁忌是關鍵因素。
所以最早出來公開推動「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的陳永興，是以精神科醫師為專業就不意外了，由民間發起到新成立的民進黨投入，最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同意以行政權正式平反，台灣的二二八運動有幾個特色，第一、即使省籍矛盾暗流洶湧，但是主事者或學界定調處理過程中很少凸顯族群因素，通常定位於官逼民反、最後是國政府對台灣菁英的大量鎮壓殺害；第二、就如杭亭頓形容民主轉型國家的轉型難題，正由於二二八平反一開始就是由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而成，二二八時執政的國民黨並未遭清算，或是立即垮台，國民黨事實上後來還多次勝選。
也因此，在二二八平反後多年後，卻出現學者吳乃德所形容的，有上萬個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怪異現象，國民黨做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執政黨，並未深刻思考組織甚或歷史文化上的責任；觀諸西方國家處理轉型正義，例如西德總理威利·布朗特1970拜訪波蘭時、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為納粹屠殺波蘭人致歉，撼動全世界；事實上，布朗特所屬的社民黨在第三帝國時期是被禁止運作的，而布朗特當時更是流亡海外；就如法國社會黨總統歐蘭德為維琪政府時代遺送猶太人道歉一樣，布蘭特或歐蘭德個人不用為納粹作為負起道德責任、甚或法律責任，然而他們負的是文化責任，記取歷史責任、避免大屠殺慘劇再度發生。
換句話說，二二八發生時，李登輝尚不是當權者，馬英九更是尚未出生，他們無須為二二八負起道德責任或法律責任，即使國民黨並未對二二八有深刻反省，但李登輝及馬英九，都曾經數度公開為二二八道歉，負起歷史責任；尤其是馬英九，幾乎每年都道歉、關切二二八受難家屬，更將二二八補償條例改為賠償條例，再度確認二二八的責任歸屬。
對於二二八這樣的重大慘劇，歷任總統再怎麼做也許都不夠，政府再多的賠償、補償也無法消彌受害者之痛，但是排拒一位真心誠意面對二二八的前總統，台灣國家聯盟更形容馬英九出席北市紀念活動是羞辱二二八受難家屬，這代表什麼意涵?作為政治人物和公民，馬英九自認有義務紀念二二八，事實上，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是大家可以凝聚在全新的認同下；如果只因馬英九是外省人，所以要背負二二八的原罪？他就被排拒在這個共同體之外，這對台灣的政治文化，代表的又是什麼意涵！
同樣嚴重的是，這些風波還帶來二二八黨派化的隱憂，台北市長柯文哲為邀請馬英九出席二二八活動一事辯護，但他遭到網軍強烈攻訐，綠營前幕僚批評他是「斯德哥爾摩症」，在民進黨的語言中，隨意就將馬英九偷渡為「加害者」，而柯文哲這一位二二八受害者家屬則是腦袋不清楚、 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當二二八受害家屬連和解的權力都沒有，二二八這個符號已經被政黨化、私有化了。離民進黨政府高唱的轉型正義，距離顯然更遙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