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西蒙．波娃於母親逝後不久，寫下《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這部非常個人且親密的記事，回望母親臨終前6週的時日，呈現了2個女兒陪伴母親走向死亡的過程。這本書無疑是波娃最好的作品之一，迄今卻未得到相應的注意與討論。這場真誠深情的悼念讓我們得以重新理解波娃對於愛與關係、病痛與受苦、決定的艱難、失去與哀傷，以及對於死亡的反思。
無論在《第二性》或是早期的幾部回憶錄與自傳當中，波娃總帶著哲學家冷然疏離的觀察眼光，犀利剖白女人的處境、母親的形象，以及母女關係的緊張。我有時會想，如果波娃深知女人與母親都是被製造出來的，那麼她是否也能夠對這些因為壓抑而扭曲的自我多一點寬容。還好我們在《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裡感受到波娃的揪心，即使這是女兒直至陪伴在母親臨終，隨著逐漸衰老與消逝的頹敗肉身所活出來的醒覺。
許多女性作家都書寫過母女之間的難解情結，在自我貶抑的社會處境中，母親對女兒的愛往往矛盾無能。在波娃的回憶裡，情感與慾望熾烈的母親總以對女兒們的掌控，代償在婚姻裡被壓制的自我。波娃終生追求自由獨立，批判中產階級的婚姻體制與母職的綑綁，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親?
重返孩提歲月
在本書一開始，波娃悠遊在羅馬、莫斯科、布拉格，以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隔開彼此生活，逃逸於母親的控制之外。但惡化的病程將波娃的開闊世界圈限至母親身邊，囚於病房一隅：「世界縮減成為她那間病房的容積。……我真正的人生是在她身邊上演。」過去移動不羈，總有餘裕安排以月度量的長途旅行變成計算母親最後光景的每時每分。遠行與歸返演出了向來深邃費解的母女關係，曾經彼此為難，既要拉開又想靠近，既愛且畏(「我很怕你」)，捨得與捨不得。
這場臨終照顧讓母女再次親密，令波娃從自由獨立的女人回返與母親連結的孩提歲月。波娃不再選擇逃逸，而是與母親共融相倚—「我將媽媽的唇貼在我的臉頰上，下意識地模仿它的動作」，波娃打破獨立個體的界限，生命終於走到一起，女兒說著母親的話。
然而，疾病來得太快。在病人無權發聲的年代，醫生的不斷催逼，波娃與妹妹陷入必須為母親抉擇的難題與掙扎。姐妹們很清楚，手術或許能夠拉長母親的活，但也拖延她的苦，無奈死亡必是永恆的離去，就算可以多活一刻，總是令人心安。掙扎與矛盾的不只是手術與否，更有隨之而來在死亡與受苦間的擺盪。只得任由親情所滋長出的某種執著牽起兩端，讓母親的肉身流連其中。姐妹們只能給予母親虛假的希望求生，賭著「死亡與酷刑之間的競賽」哪一方會勝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