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不久在演講中把中國看作美國21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說明美國決策層意識到美中競爭不是一個短期就能決出勝負的事情，它甚至可能長達一個世紀。如今拜登進一步把美中競爭界定為「21世紀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且美國必須在這個長達近百年的過程中證明「民主是可行的」，說明拜登政府已清醒認知，民主在和專制進行較量時，並不像人們過去認為的那樣，可以輕易戰勝專制，這意味著如果民主不能修正自身的內在缺陷，也有可能落敗。
這種對民主必勝的審慎評估，正是中國沖擊帶來的結果。美中的競爭，無疑是一場全面、且在全球層面進行的競爭，其中既有所謂老大對老二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地緣政治的沖突；更有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較量。也正是後者，讓西方第一次認識到，全球民主有可能被中國反向「和平演變」。
美中今日的民主和專制之戰，並非人類第一次，上世紀兩大陣營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也是制度戰爭，最後民主打敗了專制，蘇東垮台，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崩潰。那是民主最輝煌的時刻，所以福山才作出了歷史終結於民主的最樂觀預言。然而，很少人料到中國40年不到經濟就成功崛起，中共挾經濟崛起將自己這套統治術打扮成一套精致的所謂中國模式，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習近平的新型極權體制，沖擊和挑戰西方民主。
我曾從政策的角度，把習的新極權體制稱為「回應式極權政體」。這個極權政體，並非如一些人認為的完全僵化，在外部壓力和內部不滿增強的背景下，它會去回應外界或民眾的關切，在不危及中共統治的前提下，在一些非核心的問題上，作出某些調整和改變，仍具一定的適應性。美國和西方現在遇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利維坦」。
不管中國是否對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而是以中國的人口和體量，假如在中共統治下實現了習近平所說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像西方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預測的那樣在未來10年左右經濟總量超美，那麼中國這套低人權和低福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的治理模式，將會對世界其他的威權和獨裁國家或者有這種傾向的領導人，甚至某些處於民主轉型的國家產生吸引力，具有某種示範效應，使它們學習和模仿中國的做法。如果很多國家從中國的成功中相信「專制是未來的潮流，民主無法發揮作用」，將對民主構成強有力挑戰，削弱民主的影響力。
「民主」依然值得效仿？
因此，西方特別是美國必須向一個對民主抱有懷疑的世界重新證明，美國民主及其民主資本主義模式仍然有效，它比中國的專制制度及其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更能促進經濟發展同時改善包括人權在內的大眾福利，故而值得世界去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