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台灣抵制北京冬奧，最終傷害到誰呢？首先，當然是損及台灣的國際信譽。因為中華奧會身為國際奧會成員，參與賽事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倘若抵制北京冬奧，便違反台灣加入國際奧會的承諾，也損害台灣的國際形象。
其次，衝擊最大的是台灣運動員。四年一度的冬季奧運，台灣運動員參賽者已少，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僅有三名選手，2018年南韓平昌冬奧有四名選手，這些選手有的在國外受訓，有的在台灣克難訓練，別說奪牌，連拿到參賽權都格外艱辛。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選手日以繼夜的努力，就是要在參賽舞台上奪得佳績，沒有運動員願意成為政治角力下的祭品。
鑑古知今，抵制奧運出賽會，對主辦國的懲罰效果甚微。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就以1980年莫斯科奧運為例，當時前蘇聯入侵阿富汗而遭抵制，他說：「大家必須從歷史學到教訓，抵制奧運從未達成任何目的。前蘇聯到1989年才撤軍，因此（抵制奧運）實際上沒有用，只是懲罰了各國自己的運動員，並導致（1984年）洛杉磯奧運也被報復性杯葛。」巴赫就說，抵制奧運，受害最大的是運動員。
其實，自從2008年北京主辦夏季奧運，當時歐美國家便以人權為由要求中國改善，但中國在京奧後國力快速崛起，香港和新疆人權問題反而趨於惡化，「愛國者治港」後香港經濟不跌反漲。當年北京奧運原本聖火要傳遞來台，兩岸談判多時且接近成熟，時任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一句「橫生枝節」，因涉及旗徽歌爭議，京奧聖火來台最終破局。但誰還記得這件事呢？
一個小時的視訊會議，扣除客套話和官話，只不過是行禮如儀的過場，會前已有多場工作會談，能夠涉及的實質內容其實不多。可嘆的是，因兩岸溝通管道中斷，掌握對方資訊相對貧乏，連兩岸奧會的視訊會議，都差點成了國安情報戰場。台灣應以運動員為重，參與國際賽事應列為優先選項。蔡政府應把持好政治與體育之間的分際，任由政治黑手伸入體育，最終傷害的是台灣的運動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