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為避免退伍軍人月退俸大幅縮減，國防部曾先後研擬退伍軍人採「五五起跳制」(服役滿20年，所得替代率基數為55%起跳，每多服役1年多2.5%)，以及「六十加二方案」(服役滿20年，所得替代率基數為60％起跳，每多服役1年多2%)等方案；退輔會主委李翔宙除積極爭取軍人月退地板四萬元以上，也曾提出「戰備留守補償金」和「在職補償金」的方式，以彌補18趴遭砍的損失，蔡總統華麗的詞彙言猶在耳，軍人年改說明會還未召開，「年改會」卻早已透過媒體放話，推翻國防部與退輔會的各項擬案。
目前的執政者或許認為，民進黨能夠贏得執政並非憑靠軍公教選票，對退休軍公教退輔制度變革的思維，與激進的「一例一休」、「無核家園」政策，如出一轍，單純以改革形象和選舉考量，怎會管你退伍軍人年改後的調適能力如何？依舊要強渡關山，全然無視退伍軍人退輔制度變革事涉軍隊國家化能否深化？軍人社會地位和形象是否降低？軍事專業人才是否流失？優秀青年是否願意從軍？中下階層子女能否藉由從軍脫貧？部分退伍軍人生計是否面臨困難？甚或少數不肖退伍軍人是否更易遭到對岸利誘、收買？再度驗證了「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
政治家與政客之別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言：「在人類的政治行為中，必須從政治義務和行動的後果出發，而不僅僅從善良意願、良好動機、偉大信念等等出發」。進而提出「意圖倫理」( ethic of intentions)與「責任倫理」( ethic of responsibility）之別。他認為只講「信念」的政治家，忽略了公眾人物對社會的責任，怠忽了公權力的職責，是不負責的政治家。政治家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所導致的每一個後果負責，應從最壞的假設出發，爭取盡可能好的後果，而不應只從自己的道德、理念等願望出發，惟只有漸進才能得到實在的效果。弔詭的是，在經驗世界中，如林萬億等冒進強調意圖的人，卻往往因操控媒體發言權，反令人覺得有改革魄力，而獲得多數的人支持，稱雄一時。
古往今來，從政者無數，堪稱政治家的寥若星辰，政客卻多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美國作家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曾為政治家與政客下了一個深刻而淺顯的註解:「政客是為了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卻是為了下一代」。簡言之，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在於從政者的胸懷、抱負和政績，以及從政者是否有一顆戮力為公的心。政治家從事公共事務，為了謀求國家長遠發展與永續經營，而政客則是想方設法，用盡手段討好選民，只為了保有一己的權力、地位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