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疾管局的作為仍備受「過度侵害隱私權」的質疑。事實上，《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及第58條僅規定行政機關可對入、出境人員及接觸者實施檢疫或隔離，並未授權行政機關取用居家檢疫、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者的手機門號、追蹤其位置。縱使「只會」保存28天，但在法律授權不明確、未經司法權或立法權的監督下，行政機關可以向通訊業者調取用戶個資嗎？
不論是智慧城市，還是防疫期間的電子圍籬系統，都是透過掌握數據推動政策。試想，智慧城市具備不斷蒐集使用者數據的功能，卻缺乏法律約束，政府打著公共利益旗幟進而不當蒐集人民個資的情況將不難預見，畢竟公部門具有與人民不對等的資源與力量，因而容易走向以各種干預措施影響人民思想與行動的「數位極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電影或是真實世界都已發生類似數位極權的場景：電影《全民公敵》（Enemy of the State）中，男主角捲入和政府有關的謀殺案件，而被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利用高科技監控其一舉一動；現今，中國大陸政府以預防犯罪和打擊恐怖主義等理由推行「天網系統」，在城市建置搭載人臉辨識系統的攝影鏡頭，使政府可以蒐集人民的生活數據，進而分析並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對每一位公民進行社會信用評比。這些都是令人擔心的例子。
以「國家安全」、「預防犯罪」、「打擊恐怖主義」為理由，但在沒有發生立即明顯危害的情形，人民卻必須面對國家、政府的時時監控，這樣的生活是我們樂見的嗎？
幸好，臺灣尚未出現政府以推動「智慧城市」為由，不當索取或濫用人民個資的案例，我們還能及時參照國內外具有隱私權爭議的案例，並加以防範。誠如企業蒐集使用者個資前，需先取得當事人同意，國家也應當如此，我們必須建立有效、具正當性的資訊防漏機制，讓政府除了不得直接向人民任意索取資訊外，亦不得透過企業間接索取。
智慧城市是發展趨勢，政府推動智慧城市並非等同走向數位集權。只是在任何情況下，面對個人、私部門或公部門索取個人資料時，我們都必須思考：在這種情況下交出個資是否合理？要交出多少？每一筆被拿走的個資，是否有挪作它用？政府維持資訊安全的能力和機制如何？人民是否有在充分理解下授權個資被使用（informed consent）？
審慎看待自己的個人資料，已是數位世代的公民義務！
＊作者吳佩璇／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學士；張郁柏／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法律系雙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