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年時間「走臺灣路，看民主之所在；讀臺灣人，探民主之所來」，這是我的觀察結果，也將是「可操作的民主」系列的第三部的寫作素材。主辦方事先做了周密準備，包括列印了講稿，但那天我幾乎脫稿，講的是中國民間行動的基因和臺灣社會運動的遺憾，是那則幾乎被人忽略的副標題：一種被覆蓋（忽略）的臺灣價值。只說感動與感謝當然膚淺，只談經驗與發現也還不夠，告別之際我忍不住談談問題與不足，因為我期待臺灣走過的路能夠作用於中國、作用于未來，讓中國變好，這個世界才會好。
11月29日，離開臺灣之前最後一次公開活動，是在臺北滴咖啡兩天思樂對談。思樂剛剛在臺灣出了《她們的征途》，我的故事亦在其中，作者與主人的對談。事先準備階段，思樂問我想談什麼，我會說說「寫作者與行動者的不同」。她說「一樣的啦，其實我也是個行動者」，不一樣，「你是以寫作者的身份介入行動，而我是以行動者身份寫作」。
感謝這本書、感謝八旗，讓臺灣讀者看到了中國民間行動，但是作為行動者，我還是現場提到了這種不同：思樂的書，開首第一章標題就是《知識份子》，寫艾曉明，2007年，十年之前我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是當年第一本關於中國草根行動者的紀實作品，最後一篇才是知識份子，而且題目是《讀書應該有用處》。聽眾小小一片笑聲浮動，也許，他們期待會如主持人所說，擦出更多火花。
思樂說她在這本書的採訪過程中，對我是非常殘忍的。她說那時候我剛從「顛覆國家」通天大案中劫後餘生，還是「取保候審犯罪嫌疑人」，整個人就像是在一具骷髏上掛了一層皮。她說自己的殘忍在於，一直在做「溫和」與「絕望」對我進行追問。我一直說自己是「不可救藥的溫和建設者」，而那個時刻，我的身體、我的人生狀態、以及中國民間行動的境遇，都碎得讓人絕望，她說自己一直在殘忍地逼問我是不是還會繼續溫和、溫和有沒有希望。
那天本是《她們的征途》和《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兩本台版書的簽書會，但有兩位讀者拿來輾轉從中國買來的《可操作的民主》和《行動改變生存》找我簽名，這是我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書名，也是行動者對於溫和行動有沒有希望的回應。
她把「殘忍」這個詞說了很多遍，如果不是這樣特別強調，我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份「殘忍」，也許是因為面對拷問已經是我生命中的常態，付諸行動推動社會改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行動者個人生命人生救贖的過程，一個行動者從來就是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拷問，不管這拷問來自體制還是來自同伴或者自己，不論對方是審訊者還是採訪者，沒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