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秋天，目送史考特、拉蕊跟潘還有奈德被從拖車公園中被驅離之後，我開始在密爾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腳。有一天我把這事兒說給了保全員伍哥聽，他是托賓為了安撫威科夫斯基議員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伍哥的本名是金波，但他逢人都叫人用小時候的綽號叫他。伍是個很容易跟人混熟，也想跟拖車公園裡每個人都當朋友的的黑人。他習慣穿著6 XL的特大號T恤，上面還掛著他從軍需品店買來的勳章。
「你說你想搬出去到銀泉那邊嗎？」伍哥問，他想的是密爾瓦基從黑人市中心過渡到北邊郊區像格倫岱爾與布朗迪爾的地區。
「我想的比較是市中心，」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去住馬凱特那邊？」伍哥不可置信地追問了一句，他說的馬凱特是指鬧區那間由耶穌會創辦的馬凱特大學。
「不是馬凱特大學，我是想找個市中心的社區來住。」
伍哥瞇起了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聽錯了吧。這之後我們又聊了好幾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區，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種社區。那種社區的路標都是綠色的，不像密爾瓦基西北郊區的沃瓦托薩用藍色的路標。瞭解我想幹嘛之後，伍哥就問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口的民宿當他室友，租金含水電是四百塊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議，把錢付給了房東跟房東太太：舍蓮娜與昆汀。
這間的民宿是在一棟雙拼公寓的二樓，白色的外觀有著綠色的輪廓。伍哥跟我共用同一個客廳、浴廁還有廚房。怕室友「誤吃」你食物的話，廚房裡的壁櫥可以加上掛鎖。我的房間有窗，窗上像簾子般覆蓋著厚毯。一張大床底下讓我翻出了喝完的「經典冰啤」鋁罐、匿名戒毒會的宣傳手冊、（腳）趾甲剪跟一台硬塑膠提箱裝著的打字機。民宿後面是條巷子，巷子牆上標記有急就章出來的「幫派弟子」塗鴉，然後就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後院，跟一棵五月一到就會像在灑碎紙花一樣下起輕柔花瓣雨的櫻桃樹。從那時開始到二○○九年的六月為止，我都以這間民宿為家。
伍哥跟舍蓮娜說過我「在寫一本講房東與房客的書。」舍蓮娜答應讓我訪問，而訪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訴求。
「舍蓮娜，我有點希望能當你的徒弟，」我說。怕她不懂，我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的目標是要「盡可能進入她的世界，從她的角度來看事情。」
舍蓮娜非常配合。「我答應你，」她說。「就照你的意思。」她熱愛她的工作，也以這份工作為榮。她希望外界知道「房東的辛苦之處」，她希望更多人停下腳步想想房東在幹嘛。
我開始使亦步亦趨地當起舍蓮娜的昆汀的影子。這之後他們不論是買新房子、篩選租客、把阻塞的汙水管道通好，還是遞送驅離通知，旁邊都有我的一雙眼睛。這跟我當托賓與連尼的跟屁蟲是一個意思。經由舍蓮娜，我認識了阿琳、拉瑪跟辛克斯頓一家。然後透過阿琳，我認識了克利絲朵，透過克利絲朵我認識了凡妮塔。孤單的多琳很開心我願意坐下來跟她聊天。在我捲袖子幫忙粉刷派翠絲的舊公寓之後，拉瑪跟我之間也開始有「融冰」的現象。而最後我能跟拉瑪「破冰」成功，是因為我打得一手好「黑桃王」，怎麼說在大學時代當消防員時我也玩了不少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