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時芭樂樹已來到我家。粉白小花開完,樹梢綠葉叢下躲藏著果實,全家五口人,十隻眼睛開始緊迫盯「果」。母親牙口好,看到果皮由綠轉白,外表還硬,就先摘下品嘗,父親要等到果皮轉黃,遠遠發出誘人甜香時,才慢慢品嘗。
我和兄弟三人,口味相當,但因珍惜芭樂成熟時從樹上摘下直接入口那分感覺,我們誰也不為搶先機糟蹋未熟的果實。芭樂熟時通常在夏季,大家放暑假不用早起,但為摘下滴著露珠,閃著朝陽的果子,三個小孩比勤快,比早起,品嘗芭樂的清甜脆爽,咀嚼早晨空氣中特有的芳香。
臺灣的農業技術在我高中時代已經突飛猛進,我們家前院種的棗樹都是良枝切接成功的,矮矮的,約莫一人高就都結實累累了。我最記得父親第一次擁有小照相機,喜孜孜地替母親留下側身摘棗的倩影,捕捉母親難有的燦爛笑容。原來他們老家除了盛產紅棗,也有類似的青綠脆棗,原來棗子是他們難解的鄉愁,在種棗樹的過程,他們椎心的眷戀解了碼,移了情。因戰火被連根拔起的他們,飽嘗撕裂之痛後,把自己如種棗樹般種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了,而且種得很深。
吃完午飯,外勞拿出以前父親母親在教堂裡頌揚上帝的詩歌本,準備做腦力激盪的練唱。父親看著歌本,若有所思好一會兒,突然轉身問我:「你媽媽去了哪兒?」
*作者臺大中文系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州Butler University教育碩士,密西根州Wayne State University教育博士。曾在美國工作生活了十六年,回臺灣後從事英語教學師資培訓及教材編寫、出版等工作。現任臺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副理事長,專欄作家。著有《繽紛歲月》、《烤神仙》。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忘了我是誰》(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