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7國集團（G7）和歐盟宣布一項稅務協議，各國對跨國企業統一執行至少15%的企業稅率，即15%的最低稅率，這被視為一項「歷史性」協議；雖然初期而言，此協議頗有「型式重於實質」的味道，但這一步跨過去還是有非凡的意義，那些跨國大企業─特別是科技巨擘們，可得好好思考是否要重作「稅務規劃」。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公司稅，就是台灣的營所稅）並非新議題，主要工業國家針對此議題談判已7、8年，但各國的產業與稅務利益不同，一直很難得到共識，在川普上台後，對這個有「加稅意涵」的議題更是不喜而完全停擺。這次能達到共識，主要是美國積極推動與促進，在4月的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中已先提出，這次在G7會議中再提出並讓與會國達成協議，最後成功上路的機會相當大。
如果這個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實施，受影響者當然就是那些避稅不遺餘力的跨國企業，這些跨國大企業有能力、也有充份誘因，藉著設立總部或子孫公司方式，把營收「灌」到某個低稅率國家，或是善用移轉訂價等，讓其稅賦大幅降低。美國的科技大廠的營收與獲利幾乎半數以上來自海外，當然，每家廠商也都善用「稅務規劃」以降低賦稅，這些廠商受的影響最大。
而美國這次會如此支持並迫切的推動此議題，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需款孔急。為了因應新冠疫情，從川普到拜登發出的各種紓困、振興經濟支出、還有推動中的支出法案，大概有7兆美元，美國政府的負債直線上升；以美國的公共債務與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來看，從疫情前的108%左右，一路飆升破130%；如再加上拜登要額外支出的4.9兆美元，預估要一舉飆破150%，因此必須有新的財源才足以支撐這些支出。
這也是為什麼拜登政府甘冒大不韙決定加稅之故，除了有意對金字塔尖的富人加稅外，企業方面是要把企業稅從21%提高到28%，同時對大型企業實施15%的最低稅率制，希望在15年內為美國增加2.5兆美元的稅收。但美國又擔心加稅會讓企業與資金外移，因此在全球推動最低企業稅率，如果美國的大企業，發現反正跑到那裡都要面對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在美國加稅後就較無動機與誘因外移避稅。其它國家大都因疫情的支出而負債上升，也早想緊縮企業與富人的避稅管道，因此支持此議案。
至於其影響，初期來看是型式重於實質，因為稅率偏低。美國在G20會議時提出的最低稅率是21%，2個月後在G7會議上已妥協降低到15%，這個最低稅率其實比那些避稅天堂沒高出多少，許多免稅天堂的稅率大概就在10-15%左右，如歐洲最著名的避稅天堂愛爾蘭，企業稅率12.5%、賽普勒斯為10%，許多倡議公平稅賦的團體就認為15%的稅率偏低，且無法阻止避稅港發揮作用，這是它「虛」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