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斯基在書中全面檢視蘇聯的弊端，也提到農業集體化的困境，但就是沒有提到自己家鄉烏克蘭的大飢荒，或許他對自己出身富農的家庭不願多談。而史達林發動的鬥爭隱含了反猶情緒，對於主張國族消亡的托洛斯基也許不屑一提，但托洛斯基太過高傲，而在黨內幾無人和卻是事實。
革命時常必須壓抑人性，但長期的集體壓抑則會導致扭曲。托洛斯基的雄才與眼界少有人能及，但史達林對人性與人心的掌握卻讓他最後勝出。
托洛斯基在1936年描寫的實況，到了四十年後布里茲涅夫時代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可以說史達林的蘇聯就已經種下僵化與托大的敗因。然而在崩潰前，這個體制還將大放光彩，不但打敗強敵納粹並首次把人類送上太空。所以要評斷列寧體制的成敗，五十年都還算太短。相對今天中國，一黨統治成功接合國際市場帶來表面的榮景，但其中既有東亞模式的限制，也仍然未除蘇式體制的病因。
為史達林立傳的雷巴斯父女（Рыбас， Святослав & Екатерина），說莫斯科要除掉托洛斯基是怕他為法西斯敵人所利用，而這並非公允的推測。托洛斯基在1936年的書中多次強調納粹入侵的可能性，而史達林則到1941年開戰之前都不相信希特勒會兩線作戰。但如果托洛斯基能活到戰爭結束，也許不用等到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史達林恐怖統治的黑暗面就會被揭露，也許蘇聯的改革會有不同的結局。
沒發生過的事只能當作推想，但如果托洛斯基在列寧死後的鬥爭中勝出，今日世界的格局會不會根本不同？毫無疑問，托洛斯基的外交只會更為激進，他認為國連與聯合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舞台和工具。但蘇聯內部將會有相對民主的黨內生活與民族政策。但為了發展重工業，對農業的超額盤剝還是不可避免。
若以托洛斯基流放後的反省來看，他主張反對派活動的權利必須被保障。我們必須認真想像在一個公有制為主的專政體制中，如何保障新聞自由，秘密投票與多黨競爭，但作者能提供的只有掌權前的黨內生活與列寧的話語做保證。但這些是不夠，列寧體制最後總是緊急當作常態，集中壓過民主。托洛斯基與其追隨者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創新上，還缺少足夠令人信服的實績。
其實托洛斯基的猶太背景類似羅莎‧盧森堡，本身就是歐洲文化揉合的產物，他本人的文藝素養也相當深厚。但在上個世紀初，國族的狂熱席捲歐洲，反戰的國際主義者在自己的國家都被當成外人甚至叛徒。托洛斯基的理想是從俄國革命開始，建立無產階級主導的歐洲合眾國，而務實的史達林卻只想守住沙俄的傳統地緣。托史之爭，放在俄羅斯長期的歷史來看，其實是激烈的西化派與回歸傳統的再一次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