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匱乏中做選擇」，常是對人性的終極考驗。在常態無匱乏的情況下，社會一般以共益互利為原則，人們可以相互合作，個人充分展現公平、寬容、節制等美德，不但增加個人美好名聲和信用，又和整體社會形成正向循環，利己利人，這應該是疫情前，包括臺灣的典型現代社會運作方式。但是在疫情爆發，疫苗短缺患寡的當下，社會零和氛圍漸濃，所有人彼此隔離而互疑，相互恐懼別人是潛在傳染者，又極度敏感他人是疫苗的零和爭奪者，美德消失無蹤，反而點名獵巫行為層出不窮。
至此政府登場，以公權力強行定義優先需求行配給制，取代社會依自願行為分配，乃成為維持社會基本秩序所不可免，這個邏輯不只疫情下疫苗短缺時如此，只要是匱乏危機下的維生物資，戰時的飲水、糧食、燃料，甚至平時供移植的器官，也都為了避免失序，不得不遵從「不患寡而患不均」邏輯。
匱乏零和中美德既不能強求，否則無異於對人性做不可期待的試煉。因此執政者用社會運動式的道德獵巫，替代手中的法令和執法，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力。這種作法就很不可取，徒增人民之間的分化對立而已。要直面匱乏的困境，釜底抽薪之計，當然是「儘速」使人民免於匱乏，滿足人民對「合格」疫苗的需求。其實不只是疫苗，任何維生物資面臨匱乏危機，普世早已公認人民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國家有義務「儘速」供應「合格」物資，政府不論外購、國產，或運用公權力調節市場等皆為可選擇手段。之前「衛生紙之亂」時政府行動何其速也，對照疫苗是救命之用，和衛生紙之差別簡直不可以千里計，只有「儘速」、「合格」應列入考慮，「絕無愛用國貨」優先之理。
或有謂政府有將疫苗等同戰略物資，藉此國際需求大增時，一舉建立如同半導體一般的關鍵產業之宏圖，筆者願意拋開陰謀論疑雲，來直面這個政策的正當性。首先，目前國產疫苗未上醫療前線，預估最快可以大量施打的時間樂觀也是七月中旬，而自五月中旬這波英國病毒株大流行以來，至今已超過四百位國人失去生命，死亡個案中九成屬60歲以上長者，染病個案中死亡比率約3.2%，高於全球平均的2%，因此若估計至七月中旬國產疫苗可銜接時，至少需要500萬劑進口疫苗，才足以涵蓋65歲以上長者（348.5萬人）及其他更優先類別每人一劑；反之若是只有目前手頭所存，至少至七月中旬間一個月的空窗期，若說還有數以百計的國人會喪失生命，怎麼也不算是危言聳聽。
準此而言，政府竭盡全力去取得至少五百萬劑進口疫苗，是執政者第一義務豈不甚明！筆者更要把話挑明，執政者若尚心存以少數國人生命換取，即便是換「生技業臺積電」，這也是一樁魔鬼交易。說到底只要有一條人命能被挽救，卻被政府當成利害權衡的砝碼，再偉大的目標都是罪惡的。也因此政府冷眼對民間人士自行出錢出力，取得疫苗交由政府統籌一事，才分外啟人疑竇！疫苗匱乏下做選擇不應是對個人德性的考驗，反而應該是對執政者政治道德的最後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