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日前沸沸揚揚的王炳忠國安法搜索事件，目前陳姓道長質疑系爭搜索票未有蓋章，抑或有蓋章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簽名」法定要式；或因其政治光譜，罕見檢辯一家，皆稱僅以適用民法第3條第2項蓋章為已足。筆者以為不妥，試以：文義、體系、立法、實務見解、民法規定論之。
首查，《刑事訴訟法第39條》：「文書，由公務員制作者，應記載制作之年、月、日及其所屬機關，由制作人簽名。」等語，定有明文。又依《司法院大法官第432號解釋》：『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茍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等語，著有明文。承前，刑事訴訟法第128條搜索票「簽名」，依上開法規文義與釋字432號解釋，如何能預見簽名，等同蓋章？足見，本案陳稱簽名等同蓋章，恐有違反上開大法官會議解釋『法律明確性原則』，不足為訓。
又查，《刑事訴訟法第53條》：「文書由非公務員制作者，應記載年、月、日並簽名。其非自作者，應由本人簽名，不能簽名者，應使他人代書姓名，由本人蓋章或按指印。但代書之人，應附記其事由並簽名。」等語，定有明文。承前，依照「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文書制作人為「公務員」則須「簽名」，而制作人為「非公務員」，則可簽名、蓋章、或指印；是以，若認為簽名等同蓋章，則兩條規定不須做出迥異的立法，因此，稱搜索票蓋章代簽名的實務見解，亦恐有未當。
又查，《最高法院 24 年度總會決議（六八）》：「提 案：依本條 (按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 之規定，以後公務員制作之文書，僅須由制作人簽名無庸蓋章案。 決 議：依本條之規定，以後公務員制作之文書，僅須由制作人簽名無庸蓋章。」等語，著有明文。依照「立法解釋」，民國23年第39條的立法資料散逸，但民國18年早有民法第3條規定：「Ⅰ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Ⅱ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Ⅲ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二人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等語，定有明文。承前，若立法者有意參照民法規定，第39條為何同樣為「簽名」、「蓋章」、「按指印」的規定？且刑事訴訟法第39條立法不久，民國24年的決議，為何會認為有「簽名」則無需「蓋章」？若二者實為同一，決議何必狗尾續貂？是以，所謂刑事訴訟法第128條搜索票「簽名」等同「蓋章」，亦難自圓其說。
又查，《最高法院85年第12次決議》，其中有其他迥異見解：「 丑說︰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既明定文書由公務員制作者，應由制作人簽名，則檢察官以當事人資格提起上訴時，自應由該檢察官在其提出之上訴書狀上簽名，始為合法，殊不容以印章代之。且此所謂簽名，雖不以制作人用筆書寫者為限，即蓋用一般公文所用之「木刻名戳」以為簽名者，亦與簽名無異。但如所蓋者為職名章或私章，並非代替簽名之名戳，自難認已依法簽名。」等語，著有明文。又查，《院解字第2236》：「來文所述情形。（參看院字第二一八三號解釋）地方首席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內致片刑庭。聲明上訴。該片內既鈐蓋其為一般公文所用之木刻名戳。即與該首席檢察官簽名無異。至主辦檢察官所提出之上訴理由書。雖在上訴期間外。但經地方首席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內聲明上訴。不因主辦檢察官 提出上訴理由書逾期。而認其上訴為不合法。」等語，著有明文。
承前，雖有舉出民國105年以後判決，作為其主張刑事訴訟法第128條搜索票僅須簽名的依據。考其緣由，該見解乃民國30年的司法院解釋，且依照上開最高法院決議其他見解，若系爭搜索票所用蓋章僅為「私章」，仍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39條的要式規定。試問：難道要用76年前的司法實務見解，拘束21世紀的人民權利？是以，王先生的辯護人所質疑搜索票違法，並非空穴來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