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民選的代表，高嘉瑜大可在立法院為所有選民向台北市政府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開要求提供疫苗給所有的特定對象（如孕婦）。政策或操作一視同仁，是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反過來説，並非一般人、團體或公司行號都有機會或門道可以向高嘉瑜提出「選民服務」的要求，她也未必有求必應。
事實是，不論是否有私交或深交，高嘉瑜私下替一家特定商業公司（禾馨診所），為特定目的（疫苗），主張特定後果（多少瓶）。從定義到實際執行，如此動作，除了關説外，別無它解，尤其是中央民意代表身分對台北市政府官員（柯文哲恐怕是例外）所可能帶來的壓力，由象徵到實質，不可謂不大。
如果高嘉瑜不是立法委員，或者不是柯文哲的「死黨」，只是一介女流，她不可能只靠一通電話，在10分鐘内就喬好疫苗的私相授受，很可能連門都沒有。在幾次簡訊被公開後，白紙黑字，高嘉瑜再如何為自己辯解，她的話語根本無以推翻步步進逼的架勢，難以洗刷關説的事實。
以事後辭職，企圖證明事前清白，頂多是詭辯，但也説明立法委員的身分隱含某種道德的需求。高嘉瑜的盲點在於，她只看到權力帶來的各種光芒與光圈，陶醉在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快感，看不到特權背後所可能產生的社會不公、不義與傷害。她似乎無法理解，躲在燈塔底下的人永遠看不到自己的陰影。
高嘉瑜不是個案，高嘉瑜們存在於各級民意殿堂裏，民進黨立委范雲是另外一個失格的案例。不管是否對疫情指揮中心施壓，當范雲參與3+11的討論時，她就棄倫理道德於不顧了，代表的是特殊利益團體（機師），而非全民（她是不分區立委）。當她投票反對立法院公開3+11的會議紀錄時，無疑是黨政邏輯運作的必然結果，她代表的不再是「民意」，而是「黨意」。狗不咬主人，立委也一樣，她到底難以咬那隻餵她的手。
事後，范雲大言不慚的説，她希望3+11對疫情擴散的影響可以調查清楚。做賊喊抓賊，這種狂妄比起高嘉瑜的妄為，不遑多讓，簡直是一丘之貉。
＊作者曾任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