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中共保持了思想上的靈活性。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後，新一代的領導人鄧小平就開始廢除嚴重破壞生產力的「人民公社」，並讓市場力量在農村發揮作用。隨著毛派擁護者的退讓，中國的經濟開始大幅成長。隨著天安門事件與蘇聯的垮台，鄧小平進一步擊退了毛派的頑固分子，更加熱情地擁抱資本主義。這導致許多國有企業的關閉和住房的私有化，雖然曾有數百萬人因此失業，但中國經濟卻更佳蓬勃發展。
鄧小平之後的幾位中共領導人，一定程度對於溫和的異議加以容忍。但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再次轉向「正統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也再次受到讚揚。中共的幹部必須學習「習近平思想」，官僚、軍隊與警察經歷了一波波的反腐打貪，大企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管制。習近平從基層重建了中共，創造了一個能夠進行密切監視的間諜網路，連民營企業也難逃法眼。《經濟學人》指出，自毛時代以來，中國社會從未如此嚴格地控制過。
中共成功的第三個原因，則是這個政黨沒有讓中國的財富完全被自己人所吸收。中國的腐敗情況確實猖獗，政治上最有權勢的家族也往往變成超級富豪，但許多國民也覺得他們的生活也在改善。中共沒有把中國變成一個盜賊統治的國家，而是精明地承認了人民的要求。包括廢除農村稅收，創建福利體系、為每個人提供養老金和醫療保險。這些好處其實並不豐厚，但是中共確實受到了人民的讚賞。
西方的觀察家總是認為中共即將迎來崩潰，因為一黨制國家的各種專制做法，與現代經濟所要求的自由並不相容。觀察家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會趨緩，導致人民的幻滅與抗議。即便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失速，這種成長所創造的龐大中產階級，將無可避免地要求更多自由，尤其當他們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直接接觸到了民主之後，自由化的趨勢更是難以避免。不過隨著中共的持續掌權，真正遭到質疑的反而是這些針對中共的批評與預測。
《經濟學人》指出，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共成功的關鍵在於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即便中國的勞動力確實正在嚴重老化、持續萎縮，但這些問題在所有國家都會出現，並不是中國或中共獨有的難題。目前看來，中國強勁的經濟成長似乎還會持續下去。面對新冠病毒的挑戰，反而讓更多中國人對中共的強硬作法感到欽佩，畢竟中國的疫情確實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經濟也得以復甦。中國民眾對於黨在世界上恢復中國的自豪感津津樂道，對於中共所揮舞的民族主義旗幟也不覺有異。官媒將黨、國家、中國文化混為一談，反倒是美國成了充滿種族動亂與槍枝浮濫的糟糕國度。許多中國人確實這麼想：一黨專政的替代方案，只能是一團混亂。
天下當然無不散的筵席，中共除了「偉光正」的一面，習近平更積極打壓所有的不同意見。包括充斥中國街道的監視器、臉部識別系統、網路與社群媒體全面監視與審查。官員們藉此可以及早解決問題，更可以迫害那些提出問題的公民。不過《經濟學人》指出，在中共付出極大努力想要鎮壓異議的同時，對習近平最大的威脅卻不是來自群眾，而是來自黨內。因為即便他做出許多努力，甚至監禁了許多被指控「密謀奪權」的政敵，但中共內部的派系之爭、不忠誠和思想上的倦怠仍然存在。中國的政治比起幾十年前更加不透明，習近平也只能永無止盡的清洗政敵。
《經濟學人》認為，對習近平來說最不穩定的挑戰很可能就是接班時刻。當他在2018年廢除憲法對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時，習近平就暗示了他想要無限期抓住權力。直到今天，依舊沒有人知道誰是習近平的接班人，甚至沒有人知道究竟該遵循什麼規則讓政權過渡到新任領導人。《經濟學人》警告，習近平處心積慮安排的這一切，可能反而會讓中共中央的權力移轉更加不穩定。儘管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危險不一定會導致國家走向自由、或者人民所期盼的開明統治，但這個由中共搭建的中國王朝確實可能走向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