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台灣1990年代的民間社會論戰，左翼的勞工運動者不就是要打破「官民對立」的民間社會論，指出均質、和諧、利益一致的民間社會根本不存在，社會的主要矛盾恰好就是存在於「民間社會」之中而非之外。當時左翼的任務就是要讓勞工正確的認識階級矛盾，看清「民間社會」就是階級鬥爭的所在，即便國家當然有（如布迪厄所說的）左手和右手，但是就「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這個戰略目標來說，國家確實不應該介入太多，公親變事主。
政府一旦公親變事主，強化「官民對立」的社會形構認知，勞工難道要和資本家團結在「民間社會」的旗幟之下？如此一來，階級意識更無從萌生，只是不斷強化傳統的官民意識，繼續高喊官逼民反而已。
取法乎上，得乎中：超現實的《勞基法》
一個社會整體的勞動條件，主要是階級力量角力的結果。因此，我們才會將「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作為戰略目標，畢竟唯有增加勞動階級的力量，才是提升整體勞動條件的根本。問題是，有這一部超現實的《勞基法》，我們就很難擺脫「官民對立」的認知架構，也很難產生階級意識。
我們的勞工運動多是要求「政府嚴格執法」，而不是向雇主要求「優於勞基法的勞動條件」。其實不只是《勞基法》，台灣在建築法規、消防法規、交通法規……等等，各方面都是「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所以勞工也認為「要求政府嚴格執法」，實務上是幾乎不可能達到的高標，所以拿出來作為訴求，以便和資方在「低於勞基法」所規範的條件下，也就是當下階級力量角力的均衡點，達成共識。
從2000年實施兩週84工時起，一直到2016年元旦前，政府並沒有要求資方全面週休二日，但是有些資方主動給了週休二日。這當然不是出於仁慈，而是當時的工時抗爭所展現的勞動階級力量，以及實施84工時制後，勞工不滿聲音的匯聚。儘管資方當時在工時上好像退讓了，主動比照公務員實施週休二日，但附加條件就是越來越氾濫的「責任制」，這十多年來，多數勞工沒有了加班費，好一點的就改以補休來代替。
沒有組織團結、階級意識薄弱的勞工，在2000年的工時抗爭後，又步步後退，在「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狀況下，連當時符合《勞基法》或低於《勞基法》規範的均衡點都守不住。結果現在一例一休，不僅要把標準拉到現行《勞基法》的標準，而且還要優於現在的《勞基法》（例如：加班費計算），資方大聲批評是必然的，就連勞工也不敢相信這樣的訴求可以成功。
這部「超現實」的《勞基法》，確實應該藉此機會，針對台灣的產業結構，根據不同產業，分別各佔多少比例？分別有哪些需求？或實際上有何窒礙難行的地方？全面翻修。資方說要修一部讓大家有「守法的可能性」的《勞基法》，固然是一種鬥爭的論述策略，但仍有其合理性，正如勞方會說工資和工時必須要讓勞工能「過有尊嚴的生活」一樣，都是隨著不同社會發展的條件而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