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漸地，大學各系所裡對新開課程的需求愈來愈低，甚至不再鼓勵老師們開設新課程。於是，我發現這5、6年來老師們除非研究或教學計畫要求，否則已經甚少再開新課，也逐漸不須再為開新課而備課，更不必為新課蒐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書籍了。
奇怪的是，這10年來不是教育部和各大學都大聲疾呼創新與改革嗎？怎麼這條革新之腳步卻是走回頭路呢？
這讓筆者不禁想到年輕時曾遇到一些老教授的「萬年講義」。每次畢業校友聚會，談起系上老師，總是有那麼幾位是被我們戲稱「萬年講義」的老師，因為他的課都是固定且內容也都一樣，就連到哪個段落會穿插什麼笑話，我們歷屆的校友都有共同默契地會心一笑。
一本講義數十年都不變，這大概就是大學教育裡常常被學生所垢病的「萬年講義」吧。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各大學一步步地走向這樣僵化的「課程時序表」規定呢？究竟是這項大學辦學理念錯了？還是就像台灣教育改革中常見的扭曲現象──又是因為其他什麼政治、經濟或非教育的考量，讓這項原本立意良善的措施變形走樣了呢？
當大學實施起中小學的措施
「課程時序表」其實是中小學課綱裡常見的規劃，本來也沒有什麼稀奇的，它的功能與目的，就是維持一個完整一致的教學課程的順序性與結構性。畢竟做為義務教育的中小學，我們並不希望學生所接受之教育內容，會隨著不同老師的專長與個性而有不同的內容與架構。
但是大學教育為什麼也開始實施這個措施了呢？根據《大學法》第1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
學術自由本應是大學作為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以及促進國家發展的基礎，但是現在卻明訂著大學系所的課程必須像中小學那樣，在固定的課程架構照表操課。
以筆者熟悉的一所私立大學為例。該校主責課程業務的主管，便是一位專攻中小學教育行政的專家，在他曾經任職的幾所大學裡，筆者都看到相同的這一套「課程時序表」規劃模式，該校便是自104（2015）學年始在《課程發展準則》裡明訂各系所的課程委員會必須負責制訂「課程時序表」。
時序表並非不好，只是這位專家似乎將其錯置於不同的學制位階而已，而且還不是透過「校課程會議」通過法案，僅在行政層級的「教務會議」裡，就加入此項重大課程變革的法案，要求系、院、校的課程委員會必須制訂與審議「課程時序表」（其實不僅該校，目前台灣眾多私立大學或科大的行政擴權，早已非此一端，總是透過行政層階級的「行政會議」、「教、學、總務會議」、或其他一級行政門部的業務會議，就輕率地規避了本應是《大學法》保障的「課程、教評和校務」的三級三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