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自己為例，中學讀過五家的我從來不是乖孩子，大學和研究所也不怎麽乖，出國那年還在《台灣人自救宣言》事件有個很小的角色(参見《謝聰敏先生訪談錄》) ，一到那時的美國，自然是如魚得水，一有時間機会就参與見習。這個後來擴及許多國家（歐洲、加拿大、日本...，但正在大發越戰財的「超穩定」台灣除外）的六十年代，對台灣留美學生的衝擊程度各有不同，但沒有這個Sputnik世代的人能完全逃避當時的美國和台灣之間有如晝夜的明顯對照。
海外台獨運動主要就是這個六十年代時代氛圍中留學或畢業後工作的台灣人結合而成的。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加拿大的「台灣人權委員會」、美國的「全美獨立聯盟」、歐洲的「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以及島內的「台灣自由獨立聯盟」都是在六十年代成立的。1970年元月，這五個組織在紐約合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簡稱「世盟」或「獨盟」)，本書作者正是「世盟」的首任執行秘書。而「世盟」一月成立，四月蔣經國就將來美訪問，可以說一成立就面對一個極為嚴厲的考驗。
蔣家父子的接班計劃，國內很多人都能猜到聞到。台灣是冷戰的「反共前線基地」之一，美國政府當然更是清楚明白。這次邀蔣經國訪美，招待的安排頗為用心，極可能有明言而暗示接受之意。「獨盟」如影隨形的給他下馬威之同時，也可以做給所謂自由世界的頭頭美國政府看，表示台灣人無法接受，當然是正確的做法。但是否還有其他事可以做呢？
在這個時刻，有四個Sputnik世代的成員，我的妹婿鄭自才、妹妹黃晴美、賴文雄和我，決定多做一件許多其化少台灣人也想做的事,，亦即刺殺蔣經國。
面對蔣家獨裁威權體制下國家極強社會極弱，蔣經國訪美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歷史機會。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統治集團的衰與敗往往先起於內部的權力鬥爭，如果我們弱方可以「促成」其發生，將是我們可以使用的中長程武器。所以我們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非常清楚、非常有限：如果蔣經國不在了，KMT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再起，那就有可能鬆動其「超隱定」統制，為台灣社會打開一些空間和可能性。儘管有段時間內蔣介石還會牢牢地掌控台灣(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車禍受傷)。但無論如何，結果總不會比蔣經國的如願繼承或前文一再述及的「超穩定」結構差。
另一點是，我們在台灣看過蔣介石的護衛如何密不透風，在美國也看過美國對外國元首（包括「自由陣營」的獨裁者成員）的保護又如何的鬆弛(我在康奈爾大學就驚訝的眼見兩個案例)。這也是個機不可失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