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政治人物互動，宜回到人物所處的時代，才能較客觀！
1926到1927年，鄧小平與蔣經國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那時候的鄧小平，是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鄧小平嘆蔣經國死得太早
1973年3月，鄧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來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了他。鄧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經準備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鄧小平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用和平方式統一」。
1979年元旦，共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示好。北京的對台辦負責人廖承志也發表了致蔣經國「老弟」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
蔣經國對鄧小平的這一和平攻勢，反應相當敏銳。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堅定地謝絕廖承志來訪，蔣經國說：「共產黨提議兩岸對話，是『舊瓶裝新酒』。……中國人民唾棄共產主義，而台灣的成功卻激發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榮的生活方式。」但在另一方面，蔣經國也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長此以往，對台灣必然是利大於弊。如果兩岸人民旅行、貿易往來審慎發展，必可提升台灣在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
1979年，鄧小平復出後，國府台灣的隨著時間推移，蔣經國認為兩岸談判的時機已經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間進行正式對話之際，「中間人」是不能缺少的。蔣經國把這個敏感角色託付給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訪問中國大陸，翌年，鄧小平派出共府總理率領大批官員訪問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李光耀試圖讓鄧小平及其他共府高級官員了解台灣的情勢。
蔣經國與李光耀，更加意氣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蔣經國單獨交談好幾個小時，交換彼此對中國、對兩岸議題的看法。蔣經國認為：李光耀對兩岸議題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
至於鄧小平，至少有一次透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以問候。
到了1983年，蔣經國私下指出：由於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和務實外交，中國大陸將日漸茁壯強大。如果台灣和大陸能夠結合，「中國的未來，必定會有偉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達成了關於香港未來的協議。
在這種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灣訪問了3天，與蔣經國私下長談，這一次，蔣經國明確告訴李光耀，對於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他已經有了全盤的計畫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灣發生多種變化，其中最富戲劇性的當推1987年10月14日，國府繼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再全面開放島內民眾前往大陸旅行。
接下來兩個月裡，申請到大陸探親的台灣居民有幾萬人。蔣經國很滿意，事實上，這也是他鼓勵大陸內部演變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對部屬說：「不需要擔心。到大陸看看，可以讓台灣人民了解大陸的情勢；大陸人民也可以了解台灣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