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考的核心，便是將違規的人視為異類，而非同類的認知。
在價值上，或許這會是我們對於重刑主義和純粹應報觀念的思考或挑戰。
如果犯錯重在罪償悔改，那更生人，要怎麼才能取得賦歸的可能性？
犯錯了，要悔改，怎麼論證悔改，除了遭受處罰，保證不再犯，剩下的就是用生命的時間去論證自己的承諾是真的。
我想應該沒人反對這是悔改的生命過程，問題是，這個論證承諾為真的時間點為何，是等到當事人蓋棺論定，真的沒再犯，我們才同意他信守承諾的悔改。
還是指當事人表示承諾，且已經遭受處罰後，就開始起算，我們就相信他的承諾，只要他不再犯，就是更生的清白人，如果他再犯，那就對該行為再為評價。
易言之，問題的核心是，犯罪者對於過去的犯罪，要到何時才能完成罪償？
如果業已承受刑法的懲罰，完成法律上的論處，那麼還要貼上一個標籤才能放回社會，所有人都知道會不利於和社會產生人際互動的情況下，這樣算不算賦歸。
當然，前科標籤的評價來自於社會，而非來自於刑法的再度評價，不過對於這種顯然易見的社會實情，立法者也不該去逃跑迴避。
所以即便一個犯罪者，為其行為負擔了責任，只要前科紀錄在身，他要怎麼賦歸社會，要怎麼更生？
是期待社會憐憫這樣的異類，還是應該正視一個更生的人是同類，作為一個社會的共同體，才有溝通和接納的真實可能性。
爬不起來，就乾脆不起來了，二元國度的斷層滑坡正逐漸擴大
標籤一直貼，貼到犯過錯的人，沒辦法建立新的社會人際互動，沒辦法找到尊嚴，而必須肩負這些過錯，自卑的活著，找不到更生的可能性，顯見的後果，就是放棄了生命的能力，而這個後果，就是加劇了二元國度的斷層滑坡的擴大。
當這個道德良善的世界，對於曾犯罪者的唾棄，步步逼退，退到體制的邊緣後，那就是又再一次掉進如同地獄的垃圾境地。
麻煩的是，如果沒有更生的可能性，和咬定是異類的這種惡意，我們可以從再犯報告，或是質化的分析報導，看到的是，很可能發展的局面就是法外世界的增長。
如果再怎麼努力也不能回到，所謂正常的世界，那就乾脆不起來了，因為只有在這個環境裡，才能找到自己的歸屬，也才能建立起可以勉強確認自己存在的感覺，縱使卑微到不行，那也是沒有辦法了。
講到這裡，社會賦歸的可能性還是飄渺，想起身邊因為沒有資源和教育而墮落的人，總使再怎麼辛苦的罪償，還是無法拆除身上的標籤，而這是很可悲的事情。
不過也就只能持續說服，說服冷酷的社會，如果有天不幸犯錯，而墮落到不能翻身的標籤世界，才能體會到更生的困難吧。
也許不需要多做甚麼，只需壓低自己道德高位的姿態，就能夠把這個二元國度的邊界收斂，讓更生人的努力，能夠成為他賦歸的契機，只要他持續努力，努力，或許就有機會掙扎回這個冷酷的國度吧。
＊作者為社會運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