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矚目的司改國是會議日前剛熱鬧落幕，洋洋灑灑有幾項決議要推動，但奇特的是，關於死刑的存廢，卻完全不在討論之列。這有二種可能性：一是覺得並不重要，故未能列為議題；二是覺得法界已經有共識，因此不需再作討論。問題在於，這並非我們的共識，也正是當前社會大眾對司法失去信任與蓄積不滿的源頭。
接二連三重大刑事案件的爭議判決，陸續已有許多批判文章，本文不擬再聚焦在法官本身，而想另從整個司法代理人與社會價值觀扞格的角度切入論述。這些震驚社會的殘忍案件，關心此議題的讀者們皆知之甚詳，本文不忍再一一臚列，但仍然必須指出，僅就近五年以來，從台南湯姆熊案、到八里媽媽嘴案…等，至少就有十餘個案，以可教化之名，行廢死之實，這令我們不禁反思：
法律應是最後的防線，抑或是教化的起點？
目前台灣司法的死刑量刑基準，乃是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251號判決的精神，正向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轉變。最高法院在第5251號判決中認為，犯罪行為人罪行嚴重、惡性重大時，可以選擇死刑，除非證明行為人「有教化可能性」，才能夠例外地迴避掉死刑的判決；但在170號判決卻認為，法官應「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所以除了犯罪者罪行嚴重、惡性重大之外，還必須證明行為人「無教化可能性」，才能夠選擇死刑。
最高法院自創以可教化做為量刑基準，本身已有爭議，而從需證明「有教化可能性」，到需證明「無教化可能性」，這一字之差，更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們知道，訴訟程序中舉證責任之所在，乃敗訴之所在，法官委由鑑定人出具報告，表面上看起來是尊重專業，但實質上，交付給精神鑑定人的任務，本身便是個不對稱的舉證責任。未來一切本就皆有可能，何況要如何證明虛無縹緲的教化可能性不存在，問題在於，以未來的可能置換掉已經發生的確鑿罪惡，卻當成主要的判刑標準。
台灣社會原有一致的、共有的價值觀，這才是凝聚我們的核心。我們從小到大的義務學習、家庭教育、與自我克制，不就是在教化嗎？ 法律歸納而成法理，規範的是「什麼不能做？」；道德普及化而成道理，道理則進一步規範「什麼不應該做？」。但我們的司法代理人卻以神人自居，凌駕於全社會的群體意志之上，將並未廢死的現狀擅自改為實質廢死，將法律與道德角色錯置。
固有的傳統價值觀被人為地毀棄，但道德要求尚普遍留存在社會大眾的內心深處，直接衝擊的是學校教育與家庭生活的場域。司法系統獨尊大陸法理，與社會大眾普遍相信的自然法理不時產生扞格，一方面宗法權威無從建立；另一方面致使價值觀錯亂，台灣社會失去一致認可的價值觀，反而呈現價值觀的真空狀態，脫離了對是非的探討，整個社會退化成「以自己人對外人」的二元割裂的任意評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