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主要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再強調盈利性，而是從保障基本社會需求的角度加大投入。比如，醫療體制改革，不再把公立醫院簡單地自負盈虧，推給社會，乃至於私有化；而是加大醫保覆蓋，推動藥品集中採購，理順醫療服務的價格體系。而教育改革則更加注重公平性，不把基礎教育產業化，杜絕資本市場介入基礎教育。這些改革措施和改革開放早期的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當時的措施都是為了減少財政負擔，而現在的措施因為從社會福利角度出發，實際上都增加了財政負擔。財政重心的轉移，財政負擔的加大，都在宏觀上推動了社會兩極分化的減小。
這次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了三次分配，算是比較新鮮的政策導向。它涵蓋的社會捐助和慈善行為，在成熟的經濟體中都有一個穩固的制度配套，在整個社會收入分配的過程中起了一個補充和多元化的作用。它的背後，實際上是社會自我管理的原則。各種名目繁多的公益基金和NGO組織，不光是拉低了收入兩極分化，更多的是提供了多元化的社會管理。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是不是准備好了接受這樣一種社會管理制度，還是僅僅出於單純的均貧富的目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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