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19歲時從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化學工程系3年級休學、立志要當賈伯斯（Steve Jobs）第二、經常穿著黑色高領衫的霍姆斯，選擇在醫療業「做假」，一個人命關天的領域。她的「愛迪生」自始至終只能執行少數幾種檢驗（最多12種），既不可靠，速度也慢。為了取信消費者與投資人，她的實驗室使用其他公司的傳統檢驗裝置來補破網，然後繼續畫大餅、吹法螺、發大財。
霍姆斯或許在創業之初深信有志者事竟成，她只需要充裕的資金和時間，真的可以「幾滴血、驗百病」。但是為了換取資金和時間，霍姆斯與魔鬼進行交易，在公司的科技面與財務面都是謊話連篇。做假做到這種地步，我們或許可以策封她為「詐欺界的賈伯斯」或者「詐欺界的愛迪生」。
「詐欺界的賈伯斯」、「詐欺界的愛迪生」
「詐欺界的賈伯斯」做假功力非同小可，全盛時期讓無數社會名流、創投大腕與媒體報導隨之起舞，爭先恐後吹捧造神，動輒數千萬美元的投資的根據不是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而是霍姆斯的個人魅力。2014年Theranos宣稱進帳1億4000萬美元，但真實數字只有65萬美元。Theranos宣稱「愛迪生」被送上阿富汗戰場服務美軍，結果也是子虛烏有。
也正因如此，有不少聲音認為，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些投資人並不值得同情。當然，受害者是否「值得同情」恐怕不會是陪審團定罪考量的要件，更何況霍姆斯與Theranos的受害者除了億萬富豪，還有更多是拿到錯誤檢驗結果、因此影響醫療決定的一般民眾，有人甚至被「驗出」根本沒感染的愛滋病病毒 。
吹哨者與調查報導記者聯手敲響喪鐘
雖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是「吹哨者」（whistleblower）與調查報導記者的角色不可或缺。Theranos員工舒茲（Tyler Shultz，前國務卿George Shultz之孫）與艾麗卡・張（Erika Cheung）曾經試圖透過公司內部管道反映問題，但得到的回應卻是「你還想在這裡工作嗎？」2015年，兩人聯絡上《華爾街日報》（WSJ）記者凱瑞魯（John Carreyrou），10月15日，系列報導第一篇出爐，敲響霍姆斯與Theranos的喪鐘。
一般預料，霍姆斯的審判在年底前會有結果，她的巴基斯坦裔前男友、前Theranos營運長巴瓦尼（Ramesh "Sunny" Balwani）明年初接棒受審。現在各方除了想看Theranos那些有頭有臉的前董事們是否會被傳喚出庭，解釋自己的愚昧和盲從，更關注霍姆斯何時站上證人席，為「失敗無罪論」現身說法。
然而尷尬的是，霍姆斯2017年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調查時一路避重就輕，連說了600多次「我不知道」，如今她要如何面對檢察官的詰問？突然恢復記憶嗎？矽谷詐欺女王以高明的話術構築了一座90億美元的沙雕，潮起潮落，沙雕早已消失，女王還能靠話術脫身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