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世界各地宗教、神話不同的是，中國的「天譴」不是為了毁㓕人類，而是為了「警告」（稱為「譴告」），特別是警告領導人。它的整個神話來源是西漢董仲舒，被後代帝王尤其是東漢光武及以下歷任皇帝大力推行，成為中華文化圈獨有迷信。
由於董仲舒的神話造成迷信至今，他的神話原文《春秋繁露》這段，值得特別引述如下：天地之物，有不常（非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此處「天譴」與其他宗教不同，是指天的小懲罰）。異者，天之威也（讓人們畏懼天的威力）。譴之而不知（不知補救悔改），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及領導人有過錯），而天出（發出）災害以「譴告」（譴責告誡）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不知及時改過），乃見（顯現）怪異（更離奇的災害）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重大的災變包括皇帝死亡或朝代滅亡）乃至。
董仲舒一方面替皇帝製造「天子替天行道」（代表上天行使職權）的「君權神授」神話，一方面替儒家製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正統」。而替天行道的「天子」權力無人可制，董仲舒只好再製造「災異」神話來「制衡」皇帝，自己並扮演「災異」宣導角色。結果他及他的後代追隨者，不少都因「妄言災異」被判死罪。幸好漢武帝念及他為劉家「皇權永固」立下功績，破例赦免了他，此後他即被嚇破膽，「終生不言災異」。
由此可見，董仲舒式沒有事實（現在是科學）根據的災異神話根本靠不住，皇帝不是選擇不相信，就是為了安定民心，把它當做統治工具（如下罪己詔、改元），讓「愚夫愚婦」信以為真，逐漸在後代形成中華文化圈獨有的「譴告」迷信。
與「天譴」伴隨而來的是「尋找替罪羊」。這原本建立在宗教的「替代犧牲儀式」上，用牛羊這些「犧牲」的祭獻，換來大家的生存。後來，大災變發生（特別是瘟疫這種動輒死亡全國、全歐洲人口二至三分之一以上的大災變），牛羊的獻祭無效了，開始有人把腦筋動到「有罪」的人身上，其中最「罪大惡極」的就是「害死耶穌」的猶太人。於是，在公元以後歷次大瘟疫中，猶太人就常被指控在水中施毒或巫術害人，或乾脆認定瘟疫就是他們謀害耶穌的詛咒，而把他們當成「替罪羊」屠殺，一方面變相祭獻，二方面為整個社會憤怒及恐懼找到發洩口。
「替罪羊」是人類對「天譴」最不可取的恐懼及罪惡轉移方式。羅馬人既曾迫害基督徒，基督徒也曾迫害猶太人，而其迫害發展到「終極」，就是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如今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各種大屠殺的反省，人類瞭解了「天譴」的謬誤及無謂，認識了「人權」的神聖及不可侵犯，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國家及個人以外，已經很少人把別人當做「替罪羊」或「國家神聖使命」的犧牲，要「理直氣壯」（實際是「蠻橫無理」）去侵犯他人他國的人權國權了！
因此，總結「大災變」給人類的啓示就是，愛心會更洋溢，防災的準備會更周全。例如現代衛生醫學就是對抗瘟疫發展出的，18世紀以來不斷發現發明的疫苗，成了戰勝傳染病的有力武器。斷層帶分析及各種防震制震技術的演進，則成了應對地震的「有備無患」。更不必說大家群策群力的投入、人間到處有溫情的表現，多麼有助人類社會的團結、互信及更文明！如同卡繆《瘟疫》一書李爾醫師總結這場災難的結論：「人的身上，可讚美之處遠多於可鄙夷之處！」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