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前，香港左派的文化事業已經開始蓬勃，左派報紙越來越趨近香港社會市民的口味，一些左派背景卻以港聞、副刊和狗馬經吸引讀者的中性報紙暢銷一時，左派電影與右派電影在市場上旗鼓相當，左派出版社以多種面貌搶佔市場。但這一切，都因文革，特別是1967年左派暴動，而自動暴露極左面目，多年經營的形象毀於一旦。左派書店、影院、國貨公司櫥窗，掛滿了趕客的反英抗暴標語。右派的文化產品就蓬勃起來。《明報》《明報月刊》在報導和評析中國文革方面，引領潮流。
與此同時，西方卻因為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歐洲反建制的學生運動，掀起了左傾思潮，左派、激進派、親中反蘇的毛澤東派，在西方盛極一時。
中國、香港和國際的思潮，極為複雜！我是在那樣的形勢下，看準時機，讓《七十年代》應運而生。但想不到雜誌剛面世，我自己卻陷入一個危險境地，受到很大考驗。（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3日）
失敗者回憶錄07：抉擇
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俗語說：「好了傷疤忘了痛」。當傷痛過去，一切恢復老樣子之後，人就會把過去的傷痛忘記，至少是擱一邊，甚而提都不願意提起。因為提起也是挖傷疤。「忘了痛」往往不是自然地「忘」，而是有意識地忘的。
麗儀和大女兒似乎有意識地想忘記那一段傷痛。我雖間接受害，卻無法忘記這一次重擊。因為我要主持一份刊物的筆政，因為我要繼續寫作，我不能忘記自己半年前寫的這段話：「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並且說：「盲從太危險」。
中共對所有的文化事業，報紙、雜誌、書籍出版、電影、戲劇、音樂等等，都歸類為宣傳工作，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的文化事業如此，而且認定西方的、世界的，所有的文化事業都是宣傳。中共毫不隱諱地由「中央宣傳部」來統管所有的文化事業。對報紙雜誌的編輯採訪和副刊寫作的要求，第一是立場，第二是觀點，第三是方法。最重要就是立場，也就是站穩中共黨的立場。但中共的立場是會變的。比如向蘇聯一面倒的時期，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質疑，都是站錯立場；而當中共與蘇共翻臉後，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肯定，或對來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有任何正面說辭，也被認為立場有問題。文革時，林彪事件發生前後，中共立場大翻轉。文革期間和文革後，「愛國」陣營許多人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勢」，因為形勢是黨的立場不斷大轉彎。而只要你是在中共卵翼下的文化工作者，不管你是否中共黨員，都要緊跟黨的路線，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於是，從事文化工作的左派，就要不斷否定自己的昨日，不斷扭曲自己，在自己都不理解的情況下去為黨的政策宣傳。中共有句話，叫「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意思就是鼓勵盲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