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過去為中共政權辯解，而現在當困境臨到自己身上，我無法為不僅不合理、而且是荒謬已極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辯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
失敗者回憶錄02：圈內圈外
現在的人，或者沒有經歷過1970年的時代，又或者已經忘卻了。那時候，香港是反共勢力的天下，左派自成一個特定的小圈子。香港的報業、出版業、電影業，左右派界線分明。左，就是親中共力量；右，就是親台灣國民黨力量。文化界絕對是右派佔優勢。商界則是英資企業佔壓倒地位，港資在上升中，中資與台資都不成氣候。當時的報紙，報頭大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以公元記年的，則不管塗上什麼中立色彩，即使以港聞為主、迴避國共意識形態的對立，也仍然被認為是左派。每年10.1，掛五星旗建牌樓的不多，倒是雙十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滿街滿巷。左派學校出身的年輕人，很難進入香港的主流體制，他們入大學、讀師範都很難，更不用說考公務員了。在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社會的一般商戶，也排斥左派學校畢業生，左派工人進工廠，也要隱瞞他的左派工會會員的身份。
左派特定的小圈子自成一角，工資低，但住宿與三餐不愁，看病就去工聯會的診所。學校老師，工會會員，中資機構員工，大部分都懷有理想，信賴中共領導的國家，信賴和服從領導，作風正派。我在左派的香島中學讀初高中，受到幾個老師的熏陶和啟蒙，我至今仍然懷念他們。左派新聞界人才雲集，《大公報》十大才子，人人學貫中西，筆鋒銳利，評論、副刊文章都具可讀性，我從中吸取養份不少。而我在20歲時首次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當時的文藝版主編是從《大公報》借調的羅孚，他大量取用我這個初生之犢的投稿，使我從此涉足左派文壇。
對於香港主流社會來說，左派圈子是另類。中共建政後，20年來大量的大陸人流入香港，在英國人設立的公平法律下各顯神通、爭名逐利、向上流動。左派並不參與這種競逐，但許多人心中都覺得背後有祖國作靠山，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上的人或許看不起我們，但我們自己是看得起自己的。
我至今仍然認為，當時香港的左派就其整體來說，都是善良的、單純的人，即使參加1967年的暴動，也是出自對祖國的忠誠和信任。但他們祖國卻並不單純，領導人所宣傳的和他們的實際施政是兩回事。從中共建政之初的鬥地主，到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飢荒、反右傾，大逃港，到全面反傳統、反常識，反社會基本道德的文革。每一次運動，每一次發生讓香港左派陣營內產生對祖國疑惑的事件，就會由港澳工委派人到各愛國團體去宣講形勢，在員工聽到他們自己願意知道、並感覺是「合理」的解釋之後，再通過「學習」，就解除疑惑，「統一」思想啦！只是，如果不僅是從非左派傳媒和香港社會流傳所得的消息，而是有親屬家人甚而自身遭遇摻雜其中，那麼實際的困境就不是大道理可以釋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