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後，姑姐長期在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任副部長，姑父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後來二人離異。姑姐1965年去世。
同中共高層的密切關係，並不能保護姑姐的妹妹、被送去延安投靠她的我的三姑姐、二十二三歲的李慧蓮。我們一直以為三姑姐在延安是病死的，直到叔叔李剛在回憶錄中透露，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搶救運動」（實際上是一次清洗運動）中，三姑姐被懷疑有歷史背景問題被慘烈鬥爭，最後雖過關，但飽受摧殘，終於病死，死時不到25歲。
她姐姐李麗蓮，雖遊走在中共高層，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中共搞政治運動之風，在延安時期已經開始形成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17日）
失敗者回憶錄13：淪陷區生活
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
我的童年回憶，真正有點滴印象，是四、五歲從香港到了上海時開始。
1936年在廣州出生後兩個月就來了香港。1937年抗戰爆發。大約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父親去了桂林參與抗日文化運動。戰時的桂林，文化名人雲集，文藝創作、戲劇活動十分活躍，桂林《大公報》在報導時局和輿論監督方面，更是中國報業的圭臬。我母親就帶著姐姐和我，從香港去了上海。
剛到上海時寄居舅舅家中，生活拮据，我又患了肺病，那時沒有特效藥，我整天躺在沙發上靜養。後來我父親從桂林輾轉到了上海，不知什麼原因就富有了起來，搬進高級住宅，也開始上學。父親改名李炎林，改行做生意，做些什麼我不知道。根據後來的一些記述，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有歷史學家認為對「路路通」商人不必作民族主義的深責，因為倒賣物資是戰時敵對統治區相互封鎖下的交流管道。但要「路路通」就顯然要跟兩邊政府官員作利益「溝通」。不知道是否這原因，我們家曾到南京住了一年，後又回上海。
我在哪一年從香港移居上海？父母沒有確切告訴我。大約是1940年汪精衛在南京建立附日的所謂「偽政權」之後。向來的歷史書寫，都將汪精衛指為「大漢奸」「賣國賊」，汪政權就是「偽政權」。但以我那幾年在上海、南京淪陷區生活的童年記憶，當時的社會秩序堪稱良好，人民經營商業活動受法律保護，經濟算繁榮。黑道、流氓好像都銷聲匿跡。小朋友唱《義勇軍進行曲》這樣的抗日歌曲，都沒有問題。如今回想在中國人統治之下，除了北洋政府時期我沒有經歷過之外，汪政權統治時期應該算是人民最能夠安居樂業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