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學時期讀了韓福光等人所撰的《李光耀治國之鑰》以來，一直對新加坡的社會政治經濟模式深感興趣。日前，終於有機會在匆匆幾天內，一窺這個「小紅點」的一鱗半爪。
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裡，專門有一個小展閣介紹了20世紀初期，南洋華人對中國近現代政治的投入和參與。我向同行的當地夥伴說，或許在不久之後，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會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以正面形象highlight青天白日旗的國家博物館了。
再到從小教科書上都會介紹的「晚晴園」一逛時，更能看到當時南洋華僑──其中為數不少是早年就移民馬來亞，慣說閩粵方言和馬來土著語言，也通英語但基本不會說國語的「土生華人」們，投入晚清立憲與革命之辯，而後又大多轉向支持國民革命、參與民國制度建設，乃至同情且投入爾後中國抗戰的鮮活歷程。
註：晚晴園是同盟會南洋支部舊址，保存了孫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時的許多重要史料。晚晴園始建於19世紀末，原名珍廬，是橡膠業巨頭張永福為母親陳寶娘女士買下的一幢獨立洋房。「晚晴」二字取自唐代李商隱五言律詩〈晚晴〉第二句「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張永福是中國革命的熱心支持者，1906年他將洋房送給孫中山，俾利其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先由中華商會接管，而後出售給印度商人，迄1937年由新加坡華社購回，並於隔年交由中華民國政府管理，民國政府撥款修理，並搜集文物，安放桌椅、（孫中山）銅像，1940年元旦舉行開幕典禮開放供參觀。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新加坡淪陷，該園被 日軍佔用充作通訊部；抗戰勝利重修晚晴園，成為國民黨駐新加坡支部辦公室；1949年，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殖民地政府不允許國民黨在新加坡設立支部，1951年民國政府將該園房地契約再交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4年，晚晴園被新加坡政府列為歷史古跡。1996年，中華總商會將其更名為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以追念孫中山先生在東南亞一帶的革命事蹟。2001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135周年紀念當天，晚晴園再次重新開幕，由當時的內閣資政李光耀主持開幕典禮。
這或許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歷史情境和心態。一方面，當年的華僑們知道，自己所處的土地不是中國，日常打交道的統治當局和制度也不是中國制度；但同時，自己又不把自己的人格與身分，自外於中國的前途，並為之論辯、為之捨身拼搏。
對比起1920、1930年代對國民革命還不太熟悉、對中國政局沒有太強帶入感的台灣，如果說新加坡當時的華人社群，把自己所在之地當作中華民國的「心靈疆域」當不為過。
這種華僑心境，直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才逐漸淡去，「在地化」為一種立基於新加坡、不斷提醒自己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的新型態國族認同。
在見到新加坡外長維文時，這位身為印度裔和華族家庭後裔的接班世代政治新星同我們說，新加坡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以華人為多數族群的中國以外的國家，如何掌握好、鞏固好這種獨特的認同，對新加坡來說特別重要。他說，新加坡人固可以樂見，甚至可以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驕傲。新加坡政府也擁有其他外國政府未必擁有的，和中國政府大規模深度合作的互信以及工作能力。但維文也說，新加坡仍須是新加坡。世界上已經有幾千個中國城市了，新加坡不需要變成另外一個。
而在有限時間內與當地朋友的交流中，我問他們：到底身為一個華人，這個身分，對如今的新加坡公民來說還有多大的意義？對於這個問題，答案和光譜在普通人當中，也是多元的。
有些人認為，意義仍然十分重大，尤其是當身處與馬來族裔的張力之下，作為一個華人對自己來說仍然非常重要；與此同時，世界上華語人口所帶來的新事業機遇，包括一帶一路的前景，也都是自己理應享有的機會和願景。但也有人希望極力撇清自己與新加坡社會裡中國新移民的關係，或視當今的中國為東亞地緣政治穩定的威脅，以及對新加坡本身制度、國際問題立場的壓力源。
但不論情感或思想傾向如何，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對自己政治選擇和國家前途負責，已經成為新加坡建國後三代公民的高度共識。包括對公共住宅組屋的設計、避免房地產過度劫掠經濟紅利的底線；對每一吋國土的致密規劃和使用，和積極建軍、訓軍並屯兵海外，以備在極端情況發生時可以從海外「反攻」回來的戰略部署，都是這種自我負責感的體現。
即便從經濟上和發展機遇上來說，新加坡或許還願意時不時的「遙從南斗望中原」一把；但從心靈歸屬來看，徜徉於赤道下的他們，則已經有了新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會再繼續漂移的答案。
＊作者為旅居北京的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