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創作或表現這件事情，其實是人的本質跟本能。」林曼麗說，「只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太不重視美的感知、太功利主義，一步一步扼殺了這麼敏銳純粹的感受力。到最後發現，一堆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眼無珠，看到什麼東西都沒有感覺，其實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藝術教育就是有情有愛的教育。」她說，「這是我覺得人生活在這世界上，最大的尊嚴跟價值。」
「不能夠只在台灣看台灣」
大學畢業後，林曼麗負笈東京大學就讀教育學，專攻藝術教育。那時是1978年，台灣仍在戒嚴，日本則處於泡沫經濟破滅前的高度成長期，正是熱錢流入藝術市場、到處都在新建美術館，「展覽看都看不完」的年代。
「當時日本有各式各樣的大書店，文化活動非常豐富，而且是跟全世界接軌，但同時間台灣的書店大概只賣參考書，那種文化的落差非常非常大。」到了日本，林曼麗大開眼界，發現原來台灣的教育很封閉，而且其中有關台灣史、台灣文化的知識非常微薄。她下定決心，自己的研究「不能夠只在台灣看台灣」。
「通常在國外留學，研究自己的家鄉總是比較有利且方便，可是我這個人就是有點káu-kuài（台語，指調皮、愛作怪）。」
林曼麗說，近代圖畫教育方法史這個研究主題，她堅持做日本、不做台灣，是因為近代台灣本就與日本密不可分，「既然人在日本，就把日本的東西研究清楚，再從日本回來看台灣。」
留日十年後，林曼麗取得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她是東大第一位女性教育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藝術教育領域的博士，其研究成果更被東大的出版委員會評選為當年度優秀論文，出版成書。
「前一陣子，有一些日本學者來跟我講說：『老師，我以前大學的時候讀妳的書長大喔！』，我聽到想說，我年紀有那麼大嗎？」林曼麗笑道。
為黃土水的母校蓋一間美術館
1988年，林曼麗留學回台後，選擇到台北師範學院（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任教。她說，第一份工作沒有回到母校師大美術系，是因為她知道國北教大的歷史與台灣美術史有深刻的關係。
百年前，黃土水、陳澄波、廖繼春、陳植棋、李梅樹、李石樵等人都曾在這所師範學校接受基礎美術訓練，只是當時台灣缺乏高等教育機構，投身藝術者往往在留學路上吃盡苦頭，甚至客死異鄉。因此，林曼麗回國執教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改制後的黃土水母校創設美勞教育系（今「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職涯從黃土水的母校出發，林曼麗接著以史上最年輕館長之姿，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就職，任內一手催生了「台北雙年展」。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期間，她喊出「Old is New」口號，讓故宮文物一躍成為侯孝賢電影《盛世裡的工匠技藝》的主角。從千年古物到當代藝術，沒有一種策展難得倒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