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小魯在文革中表現我們看到，許多紅二代已然沒有紅一代那樣的天然血性，儘管積極參與文革，並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通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獲得了主任位置，發起對老師與領導們的批鬥，當看到慘無人道的扭打，甚至致人于死地之時，陳小魯動了「惻隱之心」，開始反思與後退，當更兇猛的鬥爭矛頭開始指向陳小魯時，周恩來讓他躲進部隊，從此獲得了特殊保護，加之毛澤東參加了其父的追悼會，使他在軍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趙紫陽成為總書記之時，陳小魯已位居中央改革機構的局長之位。
如果沒有八九學潮，陳小魯現在得到國家主席的大位應該是順理成章。
由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文革之前就因小說反黨事件受到迫害，下放到外地機械廠，所以習家在文革之時仍然受到打壓與迫害，習近平在文革中並不是領袖式人物，只是在很低的層次上參與紅衛兵們的混鬥，甚至差點被人打殘或打死。周恩來沒有救他，是上山下鄉運動，使他逃離政治鬥獸場，在延安窯洞裡得以修養生息，並獲得政治重生的機會。
無論是家族淵源，還是文革中的關聯性，習近平與陳小魯都沒有悠遠的友情。陳小魯在中共改革之後，走上坡路，習近平還不名一文，而陳小魯因六四主動退出中共政壇，習近平卻意外開始走上坡路。習近平在文革之時是一位懵懂少年，陳小魯在文革中卻已有理性的反思能力，陳小魯因六四開始意識到中共的惡政，道不同不相與謀，而習近平在八九之後，仍然在謀劃自己個人的政治前程。習沒有因文革與八九民運，意識到中共惡政的深刻原因。
陳在現實中的道德人格幾乎完美，而其歷史與社會更高層的人格，卻是充滿缺憾。而提出文革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習近平，其政治人格廣受詬評。政治人格相距甚遠，難以成為摯友。所以安邦出事之後，陳不可能通過習、王獲得通融，而習、王也不會因為陳小魯幫安邦月臺，而對吳小暉網開一面。
二、習近平已兵臨權貴財閥王國的城下
習遠平代表習家，到海南參加了陳小魯的告別儀式。
這二十年來，陳小魯並沒有去為習家財團提供智力支援，或獲得習家財團的利益（成為其企業的理事之類），也即，陳與習家不是利益共同體，陳相對獨立，先是通過廣泛體制內人脈為自己的仲介公司效力，同時為某大型上市地產集團提供多年的理事顧問服務，而近十幾年的時間，按照陳小魯自己的話說，是為吳小暉的安邦公司「月臺」。
為了做大自己的財閥王國，吳小暉不惜代價，獵取自己所需要一切元素，先是讓紅二代名流陳小魯成為自己王國的精神領袖或形象月臺人，然後又捨身進入鄧家，使自己的王國擁有了兩張紅色王牌，正是這兩張紅色王牌使他擁有了幾乎一切金融領域的特殊經營牌照。他因此像一條龍一樣，縱行紅色帝國的天下，吞噬一切，瞬間可以做空對手，強大而不可一世。完全靠空手道（所謂靠政策與資本動作），資產竟高達上萬億人民幣之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