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透徹些，當媒體經營執照的核發和撤銷，全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時，又有哪個媒體敢於放言高論，監督政府，善盡第四權的義務？特別是NCC成立後，將他們對廣電媒體內容的好惡和執照的定期考核、續照、撤照，甚至和業者的規費月費漲跌，都綑綁在一起，怎能不充分擴張「寒蟬效應」，讓媒體「知所進退」？當NCC掐住了媒體的脖子時，何來媒體自由？何來言論自由？
台灣真想擁有充分的媒體自由與言論自由，關鍵不在於NCC如何能成為真正的獨立機關，而是要根本廢掉NCC組織法裡關於監管廣電媒體和網路平台的一切規定，讓NCC回歸監理頻譜頻道的單純腳色。
綜觀全球民主國家的媒體及言論自由，徒有憲法保障和制度還不足以行。媒體和言論自由的彰顯，還需有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來配合。民主的基本要義就是多數決。媒體的生死存亡，與其操之於少數政府的監管人員手中，不如交付給廣大的媒體消費者，藉由市場機制來決定媒體的消長和言論的趨勢。越多的媒體消費者透過市場機制，決定媒體和言論自由的範圍和尺度，就越符合民主的要義，也就越能排除國家走向寡頭政治和極權專制的可能。
不幸的是，從廣電三法立法修法以至於NCC成立之初，我們便引進了一批管制經濟學的學者專家，他們援引舊有的技術觀念，誤認頻譜是稀有資源，為避免稀有資源遭到獨佔，政府必須介入市場機制，插手管制。這套管制經濟學的理論，把公平分配資源所需的管制，套用在對媒體經營和內容的管制上，因而，NCC從業者經營區域、經營團隊資質、執照申設、發放、撤回、費率、內容，無一不管，管到最後，NCC自然而然地成了類似極權國家的廣電總局，成了控制媒體及言論自由的惡靈怪物！
原本應該以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為職志的NCC，迅速成為控制媒體及言論自由的惡靈怪物，制度使然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民主根淺，登上權力高峰的政黨和政客，無法擺脫權力的誘惑和對權力的貪婪。特別是當網路時代來臨時，控制網絡、控制媒體、便能控制民意和選票，那麼，權力薰心的政黨和政客，怎麼會對控制NCC不動心呢？
從語意學上來說，當NCC墮落為執政黨控制媒體言論的工具時，台灣還有媒體自由、言論自由嗎？無論是哪種自由，都不應受到嚴管嚴控，當政府嚴加管媒體自由、言論自由時，怎能說媒體與言論自由還存在呢？如果，自由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件，當馬英九指稱台灣已是不自由的民主時，沒有自由的民主，怎麼還能稱為民主呢？ 橘逾淮為枳，美式的FCC移植到台灣，卻成了扼殺台灣的剛剛萌芽的媒體與言論自由的兇手，台灣哪裡還有臉自稱是民主陣營裡的一分子？
蘇永欽說，一切都還來得及，只要我們認真對待民主和憲法。然而，在台灣，民主和憲法從來就不是政治文化的基因，民主二字，憲法一詞，甚至了成當今執政黨趨近專制獨裁的遮羞布!如此台灣，寄望人們認真對待民主和憲法，期盼獨立機關能有骨氣站起來、挺起來，何異於癡人說夢，緣木求魚！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