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的夢想是回到獨立自治的西藏，死在西藏，他們離世後，這成為我至死不渝的夢想。」
藏傳佛教講求慈悲為懷，忘我利他，做為一個在中共血腥鎮壓下失去國家、遠走他鄉的西藏（Tibet，又稱圖博）政治受難者，現年56歲的札西慈仁一直堅持著信仰，從未動搖慈悲心。
在台北鎮江街老公寓的3樓辦公室裡，一幅巨大的達賴喇嘛肖像就掛在札西辦公桌旁的白牆上，還有一張雪山獅子旗，它的圖案為「在潔白雪山頂上，有著紅藍兩色的十二股光束，一對白獅前掌拖著如意寶、高舉三色火焰」，整幅圖畫象徵著雪域西藏──嚮往卻從未到過的家。
「我從來沒有去過西藏，身邊也很少第二代流亡藏人回去過。」札西說，這並不代表藏人會失去根本，「藏人之所以為藏人，是因為我們都篤信藏傳佛教」，基於宗教弘揚的仁慈思想與生活水乳相和，藏人不管身在何方，都知足、感恩地生活著，也始終銘記民族責任，關注反暴力獨裁運動。
接受《風傳媒》專訪期間，他面色堅毅、話說得鏗鏘有力，實在看不出幾年前生過一場大病，但感受得到句句都是發自肺腑。他陳述的人生故事，艱苦冒險中含有「醍醐味」，曾經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就以無國籍身分來到台灣的藏族小子，變成現在扎根寶島的「人權頑固份子」。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札西慈仁的父母是1959年艱險逃到印度的8萬藏人之一。他的父親由於被中共指為封建農奴主而淪為罪犯，遭受酷刑與批鬥，「310抗暴起義那時候，西藏監獄沒有蓋得很完善，我爸才趁亂逃出去，帶著一家人翻山越嶺抵達喀什米爾」。
他的家裡有11個小孩，他是倒數第二個，一家人後來從北部搬到南部卡纳塔卡邦（Karnataka）拜拉庫比（Bylakuppe），當地政府在1960年代給予藏人一塊原始森林與荒地，經過多年的砍伐、焚毀與開墾，那裡目前是印度最多藏人居住的地區，也是「小西藏」。
藏人流亡生活篳路藍縷，卻將印度南方的定居點命名為「Lugsung Samdupling」、「Dickyi Larsoe」，意思分別是「實現西藏傳統願望」、「重建幸福」，還有其他點狀分布的定居點被命名為「吉祥」、「快樂」，在對未來的美好祝願下，暫時儲放2148年歷史的高原文明，包含完整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以及美食、藝術、文化等一切有關家鄉的記憶，等待西藏自由獨立的到來。
「我爸曾在1982年左右回到阿里地區。」札西說，中共1970年代起開放流亡藏人探親，返回西藏始終有風險，只有剛開始幾年比較不危險，「親戚朋友後來跟我透露『你知道你爸很勇敢嗎！』，中共拿錢、房子當條件，意圖換取他留下來，但我爸拒絕說『什麼都不用給我，我家人小孩都在印度。你們知道獨立有什麼意義嗎？哪一天西藏獨立了，我就會回去。』」
1992年，為了維持家計而遠赴尼泊爾打工的札西，突然接到父親緊急通知「媽媽生病」，但回到家發現風平浪靜，父親才說出真實意圖：「你該去參加西藏青年大會（TYC，簡稱「藏青會」）的活動。」
藏青會至今成立半世紀，是最大、也最活躍的流亡藏人政治團體，分布全球的成員據悉達6萬人，抗議活動宣稱非暴力，但被中共斥為恐怖組織。札西第一次參與的藏青會活動，從南部徒步走到首都德里的中國大使館抗議，當天就被警察驅散，「我們很絕望，費盡千辛萬苦才到德里，無論如何一定要傳達我們的聲音。」
第二天與夥伴再嘗試聚集時，他認為「我們做了有點不對的事」，「我們用玻璃瓶裝一些汽油（類似於汽油彈）回到中國大使館前抗議，玻璃瓶往沒人的地方一丟，『砰』一聲，火很大，裡面出來一個女生跟我們說『快跑，警察要來了！』但我們本來就不打算跑，我們目的不是去傷害誰，只希望有警察、媒體過來，幫我們宣傳抗議活動，批評中國對西藏的態度。」
札西說，那一次他被關進印度最大的監獄，一個月後才被放出來，「我朋友說『你爸爸居然一點也不擔心，看起來很驕傲』。」與父母促膝長談後，他才了解第一代流亡藏人寄予孩子厚望，應負起作為藏人的責任，追求自由獨立，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隻身來台
「在哪裡都能夠做西藏獨立運動，尤其是美國，具有影響力的自由國度，但是我希望能到一個會說中文的地方，讓中國人民理解西藏人的苦難。」札西說，藏人1959年流亡之後，曾多次尋求台灣政府的幫助，但當時政權覺得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也還未民主化，不可能理會藏人的呼籲，因此長達近40年的時間裡，很少有藏人移居台灣。
直到1997年，達賴喇嘛首次以弘揚佛法名義來台，台灣當局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關係和緩，才大幅改變流亡藏人對台灣社會的看法。隔年，札西便告別親友，隻身來台從事獨立運動。但在沒有《難民法》的台灣，像札西這樣的滯台流亡藏人只能透過總統特赦獲得台灣國籍，或者透過移民署許可取得居留權。
「我沒有國籍，只買了兩個禮拜的簽證，決心不管遇到什麼事都要在台灣活下去，」札西說，2001年獲得居留權之前，他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做過清洗大樓、賣水果、裝潢油漆等各式各樣的兼差。在求生的恐懼下，那段日子相當煎熬，但事後回憶，他卻是笑著說出來的。
「有一次我在桃園一家工廠找到工作，課長說要拿桌子上的東西，我聽不懂中文，就把整張桌子搬去給他。」那家工廠也聘用不少泰籍移工，他說「有一天看到一個泰國年輕人偷偷溜出廠房，接著又一個泰國人跑走了，心想可能是有警察來，所以第三個人跑掉了，就是我。我拼命往外衝，一直跑到工廠外頭，結果看到泰國人原來只是溜出去玩，我有點『歹勢』，假裝是出來散步。」
他還自豪地指出，信義區一家高級百貨公司外牆的紅色油漆是他的傑作，「我應徵這份工作時，發生很好笑的事。」由於平時除了打工，還要參加藏青會活動，札西說，他外出開會都穿著西裝，「我皮膚黑黑的，穿衣服還髒的話，怕被警察盯上。那一次我穿西裝去應徵漆油漆，老闆一看就急忙勸退『我們這邊沒有你要的工作』，他以為我是工程師。」
自由西藏，在台灣
「從出生到現在，我做過的任何人權與獨立運動相關職位，都是沒有薪水的。」
2003年，知名美國嘻哈團體「野獸男孩」（Beastie Boys）發起的西藏自由音樂會（Tibetan Freedom Concert）首度來到台北舉辦，也是第一次在距離中國這麼近的國家登場。上萬搖滾樂迷擠爆松山菸廠，在野獸男孩的引薦下，札西登上舞台唱出西藏國歌，許多台灣人當天是第一次聽見西藏國歌，了解到距離台灣4000公里以外的西藏，在遭到中共「解放」之前，其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獨立國度。
「野獸男孩要來台灣的時候，我事先也不認識任何主辦單位，就自己拿國旗去桃園機場。他們直接走向我，還邀我一起到音樂會現場。去台北的路上，我們聊了很多，他問我想做什麼，我說『想唱國歌』。一抵達，他們就給我一張VIP卡，要求讓我在羅文嘉（時任立委）致詞之前先唱國歌開場，」他說道。
札西一直是自願參與人權運動的，從未以此「賺錢」。2004年獲得台灣國籍之後，他為了更專注於人權事業而改做生意，到印度與尼泊爾批貨回台販售。他說：「我不需要很多錢，最主要的目標是完成父母的夢想，因此必須自由調配時間，以便參加各種活動。」
2008年4月北京奧運傳遞聖火到日本，札西持台灣護照來到長野市。在現場3000多名日本警力與100多名中國武警護送中國奧運聖火的情勢下，他跨過護欄並試圖秀出西藏國旗，雖然馬上就被警方制服，但仍宏亮地吶喊出「Free Tibet」的口號。
札西說，被日本拘留整整23天，每個白天都被同一位日警調查訊問，旁邊跟著的翻譯是一名「中國女士」，而且警察手上都會拿一杯咖啡，「但是都沒喝」。「某一天，我變成晚上被帶走，直到深夜才回去，同房的巴西人特別緊張，一直等我回來，一見到我，才如釋重負比手畫腳說『我以為你已經被砰砰了』，」他說道。
當年5月6日至10日，中國時任領導人胡錦濤出訪日本，札西被訊問的流程大幅改變，由白天改到晚上，問題從「你在藏青會做些什麼？」變成「你是不是要暗殺胡錦濤？還有沒有共犯？」但在被釋放的那一天，警察單獨將他帶出來，用英文告別：「每一次你為國家落淚，我的內心也在哭泣，我支持台灣、西藏獨立，但我不能說。這杯咖啡是我太太每天早上為你準備的，今天請你務必喝下。」
「在那23天裡，我收到來自日本社會的100多封聲援信，上面用英文寫著『我愛台灣獨立、我愛西藏獨立』，」札西指出，在日本抗爭的經驗，還有台灣的非政府人權組織、時任駐日代表許世楷等人的傾力協助，使他感受到溫暖的支持，也深受感動，「回到台灣之後，我開始為所有人權議題奮鬥，不管是不是跟西藏有關。」
罹癌與新生
2013年，札西確診胃癌，不得不暫時停下抗爭的腳步。經歷9小時漫長手術，切除整個胃部，剩下小腸逐漸代替胃的部分消化功能。復原過程緩慢又痛苦，至少有5個月沒辦法喝水，讓他從78公斤瘦到剩50公斤，也陷入自我懷疑，「癌症就像是宣判死刑，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或沉溺於不良習慣，也沒意圖傷害過誰，為什麼我會生這種病呢？」
在只能吃青稞、少量進食的恢復期，宗教與冥想習慣帶他萌發對生命的頓悟。「這是我的命，我的業障，就像我天生是西藏人一樣」，他說，「我告訴自己沒關係，不用緊張，按照醫生囑咐的來。生命無常，時候未到，想那麼多幹嘛？否則即使我還沒死，也在這些胡思亂想之下『死』了很多次。」
手術後的5年內，札西回到印度探親，即使「一直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吃飯」，他也從沒有到醫院做健康檢查，只因害怕再被宣判「死刑」。直到有一次，晉見達賴喇嘛時，被告誡回台灣一定要去趟醫院，他才驚喜發現病情好轉：「醫生叫我回去正常吃飯看看。」
那一天，在台北一家醫院的外頭，札西終於品嘗到5年來第一口滷肉飯。重拾口腹之慾是多麼幸福的事，他說：「我最喜歡吃滷肉飯了，真的是很久沒有吃，一開始我點小碗的，全部吃完，然後又點一份大碗，也吃的一乾二淨。就這樣，我恢復往常生活，現在胖回到60公斤。」
「你可以控制我的身體，但沒辦法控制我的靈魂」
中國2008年血洗西藏示威之後，雪域高原自由的空氣越來越稀薄，中共企圖控制藏傳佛教，強迫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大量漢人遷入藏區，漢人能憑證在拉薩自由旅行，但藏人的旅行受到隱晦限制，想進入西藏自治區與聖城拉薩朝聖難上加難。
為了對抗民族被中共壓迫的命運，許多藏人悲壯地自我犧牲，自從2009年首位藏人自焚以來，已有157位藏人自焚，僅2012年就有82人。火光向全世界燃起強烈的信號，即藏人承受著極大的痛苦，中共的殘酷統治促使他們以最殘酷的行徑對待自我、呼喚自由。
世界各地的藏人無不為此痛心疾首，札西也是，他說在台灣與一名來自藏區的藏人見過面，聊到西藏發生的事，淚如雨下，「藏人是不可能放棄佛教或達賴喇嘛的，你可以控制我的身體，但沒辦法控制我的靈魂。」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備受尊崇，更是因為他自年少至今堅守責任，在顛沛流離中領導藏人重建有尊嚴的生活，傳承歷史文化。
札西說：「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世界和平，他在流亡中給予我們民主的教育，儘管我們是難民，沒有國家，但可以投票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我感謝法王給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常被稱為西藏流亡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為三權分立制度，2001年首度誕生民主直選行政首長，2011年達賴喇嘛辭去政治領袖一職，終結西藏政體700多年來的政教合一。
西藏一直活在流亡藏人的精神裡，無數次魂牽夢縈那聖潔的土地，與在那之上與世無爭的虔誠生活。「我們西藏有一本書是這樣介紹的，西藏是宗教的土地，踏上那裡，你會得到心靈的寧靜，並祈願全世界的和平，」他說道，「回去西藏很困難，人生無常，我要對未來國家的成立做一些貢獻再離去。」
認識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
1966年在印度出生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發起人，也是目前的理事長。台灣在2004年開始舉辦310西藏抗暴日相關活動，2011年開始的為西藏自由而騎活動，他都是主要組織者及發起人；近年來，更促成多場團結抗中的行動。札西慈仁過去曾擔任過在台藏人福利協會、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的主席，也曾經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