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運動自2017年10月溫斯坦事件開始至今，全球風起雲湧，世界各地曾遭受性騷擾或性暴力的受害者紛紛在網上公開自己的經歷，甚至走上街頭捍衛性別平等的權利。在儒家保守思想與父權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背景下，南韓女性竟也隨著國際的步伐展開了屬於她們的抗爭，為自己爭取正義和應得的權利。但南韓通往性別平等之路真的就此步上坦途嗎？抑或僅僅是全球風潮下的曇花一現？
「女權主義」竟是貶義詞？因手機殼被炮轟的孫娜恩
時代正在改變，一度被加害人甚至整個社會強壓掩蓋的性騷擾及性侵指控，反噬了表面風光卻行經齷齪的男性掌權者。那些曾經被不平等社會規範而牢牢束縛、被迫噤聲的南韓女性，現在皆挺身而出，為自己發聲，但那些揭露自己遭受性侵與性暴力傷害的女性，也依舊面對被旁觀者嘲笑與質疑的風險。
但是，在這個普遍將「女權主義」視為貶義詞的國家，女權與性別平等意識確實受到極大壓抑。韓國女團Apink成員孫娜恩上個月在個人Instagram分享個人生活照，卻因手機殼上印有「Girls can do anything」（女生能做到任何事）竟被大批網友炮轟，斥責她是「女權主義者」、「宣傳女權主義」，迫使孫娜恩刪文滅火。
南韓的「徐智賢效應」：社會菁英敢，我為何不敢？
社會無法通過揠苗助長的方式來改變。雖然南韓社會還是存在不利於女性地位與權利的傳統價值觀，我們卻在2018年看見了許多南韓女性願意冒著被千夫所指的風險，踏出了改變的第一步。這位首先邁開腳步，讓女權之聲破繭而出的女性，就是檢察官徐智賢。今年1月，曾在首爾北部地方檢察廳工作的徐智賢公開了自己曾遭法務部官員安泰根性騷擾的經歷，指控安泰根在2010年的一場葬禮上非禮她，然而安泰根卻辯稱不記得此事。
徐智賢的公開指控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迴響，檢察官在南韓當然是社會菁英，不少女性從徐智賢的行為中獲得啟發：如果這樣的事情可以發生在她身上，而她竟也願意說出口，那為什麼我不能呢？因此，短短數週內，數百人也加入了#MeToo的行列。
問題在社會氛圍：性別不同，待遇也跟著不同
在南韓政壇備受矚目、一度被視為下屆總統候選人的安熙正，因為性侵女秘書而斷送了其政治生涯；詩歌作品曾被納入韓國中小學教科書、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被稱為「韓國詩壇巨匠」的高銀，因為被揭發多次對其他女詩人以及女編輯進行性騷擾行為，因此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得主、著名電影導演金基德因為女演員出面指控其強姦未遂，因此新電影的上映遙遙無期......這些，都僅是較為世人所知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