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我是不喜歡「歷史虛無主義」這樣一個標籤，和對動輒要給人扣上這頂帽子的做法，充滿警惕的。當在平行的辯論中，指責論敵為歷史虛無主義，或直接用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壓制發言的理由，通常也就意味著對一體多面的多元討論的結束。
但近日在新建成不久的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看到的一個臨時性小展，卻著實給了我這樣的感覺：在2020年代的台灣，居然能看到這樣一種精神扭曲的展覽被以公帑行之。且這種站位的錯亂，已不是我們通常論戰的去中國化與否、是否以台灣主體是從所能概括。
平心而論，台灣博物館鐵道部館的主題策展部分，採用了一種聚焦於鐵道系統本身，而對造成島嶼身世歸屬變遷的重大歷史事件──不論是1895年還是1945年，均輕輕帶過作為背景，基本不採取正負面立場的手法。
這種腔調，與幾年前我看到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相當類似(惟不知道香港歷史博物館現在是否歷經了改版)；亦有一種對當年本地人民無從選擇、現在也難以追回改變的事態，均採取概括承認，不明顯站在中英/中日任何一方立場的，故作超脫的姿態。
考量到當前台灣的政治語境，鐵道部展的本館陳述以這樣的方式陳述，我覺得也已經有意識地做到某種模稜兩可的策展手法。
然而，令人驚詫的展出，則出在同樣位於鐵道館內的一個看似臨時性的展覽。策展單位應該還是台灣博物館本身。
這個展主要展示的是台灣的抗擊疫情成就和時間線；另外有一個分展岔出去，介紹台灣本土的傳染病和台灣歷史的關係。
其中有一大部分，展的主題是「未戰歿，攻台需先戰疫病」的各路外來侵略軍和台灣本地風土病的關係。
然而，在陳展的敘事中，不知道策展者出於何種靈魂的錯位，竟完全帶入了今天或許日本官方都不願意帶入的─日本攻台軍的視角。
在所有陳展文字中，均毫無批判和辯證地使用了當年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用以粉飾擴張行為，淡化欺壓台灣反抗軍本質的用語。
例如，在展出描繪日軍在澎湖群島砍殺當地反抗軍的畫卷時，陳展文字除了複述一遍畫卷上的「粟田大尉澎湖島馬公以佑定之銘刀大奮鬥之圖」外，就再也沒有任何對該戰役的客觀的歷史介紹──這麼一來，給予觀者的客觀效果，則是完全繼承、接受了繪圖者當年將砍殺澎湖反抗軍之舉，稱之為「大奮鬥」的脈絡。
同樣的，在「台灣賊兵降伏之圖」的展出中，除了直接展出這是一張「台灣賊兵降伏之途」外，就再也沒有其他任何站在今日視角、站在反殖反侵略視角，和站在一個最基本的台灣人的視角的說明文字。
而在介紹日本攻台軍的領軍者能久親王在台因瘴癘病亡時，整篇關於能久親王的敘事，更充滿不知從何而生的歷史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