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事實：
某甲喝茫了要駕車上路，其朋友乙「勸阻」喝酒就不要駕車！某甲說：「安啦！沒事的。（請注意某甲已經喝茫了！）」案經某甲肇事致人死亡。
這時候檢察官根據「某甲酒駕開車前」，證人某乙曾「勸阻」乙事，直接推論「某甲有殺人故意？」那這種法律人有多可怕？檢察官的舉證居然是「友人勸阻？」
關鍵是「某甲」駕車時有無主觀預見？及內心主觀強烈的「不違背本意！」這也是為何「刑法上針對酒駕肇事要另立法規範，而非僅用主觀是否（預見）具有殺人或傷害、重傷之故意判斷。」原因很簡單，酒駕肇事結果之繫於「不確定之未來事實」，兼以「被害客體之傷害、重傷或死亡結果」均依照肇事客觀結果判斷，怎會直接概括一律涵攝成「行為人主觀故意？」據此，雄檢起訴該案之酒駕肇事一死三傷以《殺人罪》起訴，不知道有多少司法實務工作者會認同？還是多數檢方及檢察官認同呢？至少筆者是不認同的。誠然，個案中確實可能出現「酒駕致死但可以適用殺人罪嫌」之起訴或判刑類型，但必然有相當明確及客觀之事證足佐，絕非遽然以推論方式為之。
黃男該案酒測值達每公升1.24毫克，可用殺人罪起訴？
或有論證，黃男該案酒測值高達每公升1.24毫克，顯然已不能安全駕駛，加上駕車前經友人勸阻兼考量其「一死三傷之重結果」，自宜論以「殺人罪嫌？」此乍看有理，實則錯謬，除行為人之主觀確有此「殺人故意」，否則焉能任由檢方「草率論證殺人？」
筆者舉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軍交上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一審南院108年度交訴字第115號）以示，該案被告陳男為「累犯、超速、且其駕駛執照業因酒駕註銷」，其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7毫克且肇事致人於死，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請問雄檢比對該案，是否敢質疑南檢起訴不當？模擬該案，筆者直接幫雄檢寫個起訴理由要旨吧？雄檢必然寫「被告為酒駕累犯，且已遭吊銷執照，酒測值已達每公升1.27毫克顯然不能安全駕駛，仍不思悔悟，仍酒駕超速…政府三申五令（後略），顯然被告必然具有殺人既遂故意？」準此，觀察酒駕的關鍵問題在於「行為人主觀故意」，怎能任由檢方恣意羅織罪名起訴？還是要說「草上之風，必偃？」難怪《九品芝麻官》這部經典電影中，包龍星對尚書大人說：「尚書大人還真機靈，風往哪邊吹，你就往哪邊倒？」
附帶一提，今年5月檢察總長江惠民將屆退，檢察官協會於2022年1月24日公布48位總長人選，由司訓所17期列至30期。愕然見「雄高分檢檢察長張清雲（第一位最資深）、前雄分高檢檢察長楊治宇、現任高檢署檢察長邢泰釗」等人，均與高雄地區或雄檢淵源甚深。「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耶？」可惜雄檢檢察長莊榮松期別32期不夠資深，還排不上先前橋頭地檢檢察長的30期的王俊力（現任調查局長）。不然筆者一定公開大力呼籲投雄檢的莊檢察長一票，彰顯樹立檢察總長在檢察一體的領導德望，讓莊檢察長進入前五名以供蔡英文及蔡清祥圈選之，也是另類高雄之光。試想平行時空中，某莊大總長勒令全台地檢署對酒駕肇事者可用《殺人罪起訴》及《酒駕者均至殯儀館》清理冰櫃、擦地板服勞動為誡，從此天下太平，世間再無酒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