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林毅夫是一個熟悉的名字。既是因為林毅夫在兩岸對峙時期轉赴中國大陸的事蹟，又因他是第一位出任世界銀行（WorldBank）席經濟學家的華人。近年來，林毅夫基於中國大陸發展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享譽開發中國家，被一些國家定為發展規劃的理論基礎。那麼，新結構經濟學的價值為何？經濟停滯多年、早早就從亞洲四小龍序列脫隊、掉隊的台灣，正需反思現有經濟理論與政策，而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失為有價值的借鑑。
多維：為什麼按照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已經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國家也發現，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用來指導開發中國家的政策實踐，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
林毅夫：任何理論都會有其前提條件，理論是否適用，需要看前提條件是否存在，如果說前提條件不存在，那麼這個理論就不適用。現在國際上所盛行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總結自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或明或暗地，以已開發國家的條件為前提條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條件不同，簡單搬用已開發國家的理論來解決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願望非常好，但是，因為前提條件不一樣，經常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何況，已開發國家也在發展，條件在變化，盛行一時的理論總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新的理論所取代。如果已開發國家的理論在已開發國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那麼，在開發中國家當然不能做到「放諸四海而皆準」。
但是，已開發國家的理論在開發中國家很有市場，最主要是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有西天取經的想法，認為已開發國家之所以能成功，必定有道理，若把這些道理學會了，拿到自己國家來實踐就可以改造這個社會。可是他們忘了，「橘越淮為枳」的教訓。
已開發國家的理論在開發中國家作為批判的武器，很有說服力。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已開發國家被認為先進的，開發中國家相對落後，落後就會有代價。另一個方面，已開發國家的理論一般所假設的是理想條件。而開發中國家通常在轉型當中，必定存在很多扭曲，有扭曲就有代價。所以，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看到開發中國家有很多問題時，就會認為這些問題是沒有按照已開發國家的先進經驗和理論去做的結果。以這樣的理論作為武器來批判，很有說服力，但是按這樣的理論去做，經常事與願違。
以金融發展為例，已開發國家的金融，主要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大銀行為主。這是因為已開發國家的產業資本密集，資金需求規模非常大，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研發，資金投入和風險都很大。已開發國家的金融設計必須能夠把分散的資金動員起來，並能分散風險。所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和大銀行適合已開發國家的需要，可是拿到開發中國家就不合適。開發中國家的實體經濟特性是什麼？主要以小農戶和微型、小型和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資金需求規模小，而且所用的技術和所生產的產品相對成熟，主要的風險來自於經營者是否有能力、誠信。但金融經濟學研究的是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和大銀行，教科書教的是這些內容和制度設計，也被認為是先進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給開發中國家的建議，也是拿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作為參照，鼓勵開發中國家去發展直接融資、股票市場、大銀行，這就造成開發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無法為實體經濟服務。
